Page 177 - 《社会》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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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有待突破的重要部分。这种“心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制度
和社会关系中的行动主体是“我”、是“讲不清楚的我”,而不是一些物体
和动物。在费先生看来,社会关系的“两端”———都是“我”,都是主体的、
第一人称的,而不能将这些行动主体看作是和研究者这个“我”不一样的
“我”。由此看来,社会学研究者所面对的不是作为对象的、宾格指称的
“我”,而是同样具有主体性的“我”,即一个主体研究另一个主体或众多
的主体。所以社会学研究“精神世界”或者“心态”的方法,是不应该将研
究对象视为一个客体:
即使讨论别人的“心”的时候,其描述的口吻,也就像一种
“设身处地”地类似于“主体”的角度在 说 话 (有 点 像 电 影 中 的
“主观镜头”),而不是所谓“客观”的旁观者的角度。像“三顾频
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的这个“心”中,就有这种感觉,这
首诗透出的杜甫的心情,好像和几百年前的孔明获得了一种跨
时代的“通感”,仿佛在直接感受孔明那种“良苦用心”。在这种
陈述的习 惯 中,“将 心 比 心”的 说 话 法,就 是 顺 理 成 章 的 了。
“ 心”这个概念造成的这种微妙的感受,既有中文构词和语法的
原因(没有明确的主格宾格),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在方法论
方面的一种 特 点,这 是 我 们 今 天 在 一 般 的 科 学 实 证 方 法 论 之
外,可以注意研究的一些新的领域。(费孝通, 2003犪 : 458 )
“ 心”的“主观性”特 征 决 定 了,要 认 识 另 外 的 “主 体”,不 能 单 靠
“我们今天实证主义传统下的那些可测量化、概念化、逻辑关系、因果
关系、假 设 检 验 等 标 准,而 是 要 用 ‘心 ’和 ‘神 ’去 领 会 ”(费 孝 通,
2003犪 : 458 )。“别人的内心活动不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耳
朵去听,而必须 联 系 到 自 己 的 经 验,设 身 处 地 地 去 体 会”(费 孝 通,
2000 : 49 )。用心、神去领会的,是人心中所蕴含的由具有社会性和历
史性的文化(费孝 通, 2003犮 : 510 )所 赋 予 的 那 种 可 以 “心 心 相 通”的
“灵”和“慧”(费孝通, 1999犪 : 397 ),也就是所谓“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的部分,正是借助于这 个 部 分,我 们处 于各 个时代 的人,都有 条件可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 变”。这 种贯穿 时空、潜 行心 底的 气 蕴,赋
予了不同时代、不 同 社 会 中 的 人 以 精 神 气 质,也 构 成 了 群 体 得 以 凝
聚、文化得以绵延的基础。至此为止,费先生在强调“心”的主观性特
征及其重要性的 同 时,也 算 是 从 侧 面 又 进 一 步 回 答 了 犔犲犪犮犺 的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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