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7年第4期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
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 吴
文藻老师当时对上述的两种研究方法都表示怀疑。（费孝通，
１９９５犱 ： １８４ ）
力图重建中国文化基础上的社会学，是费先生晚年最为重要的努
力之一。他念兹在兹，将早年的燕京、晚年的北大视为社会学中国化的
基地，所以对北大也充满感情。他说：
算笔统账，首、身、尾三段都可以说我是北大的人。……我
把主要精力放到北大，还是为了要在重建社会学中贯彻早年我
在燕京学得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子。……想不到这原来是旧
燕归来，我从未名湖畔开始走入社会学这门学科，现有回到未
名湖畔来继续谱写生命之曲的尾声。北大既包括了早年的燕
京，当年抚育我的就是它，我没离开它给我的教导，晚年还是回
到了它的怀抱。人生最大的安慰还不是早年想做的事能亲身
见到它的实现么？北大，我感激你。（费孝通， １９８８犫 ： １２－１３ ）
在费先生看来，中国的社会学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首先要教人做
人。他说，“不知道怎样当好人，就不会做个好公民”（费孝通， １９８９犪 ，
１３ ： １８１ ），社会学一方面教给人们如何去理解社会变化的规律、学习认
识社会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在教导人应当如何在社会中生活、应当
如何做人。（费孝通， ２００２犪 ： ３３１ ）
做个好人，需要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在 ９０ 岁以后的几年里，费先
生集中思考的就是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凝聚力之所在。他概括总结了四
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中国文化的继承性，即通过强调家庭的作用所塑造
的中国人“上有祖宗、下有子孙”的传承意识，这是中国文化得以延绵不
断的重要原因；二是中国文化的自然观，基于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认
识，发展出一种“天人合一”的“态度”：“实际上是我们‘人’作为主体，对
所有客 体 的 态 度，是 ‘我 们’对 ‘它 们’的 总 体 态 度”（费 孝 通， ２００３犪 ：
４４２ ）。这种态度，发展出了后面两个特点。三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即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就是“多元互补”，这不但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多
元一体格局，也成为“一国两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成为费先生“美美
与共”“十六字诀”的文化基础。四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气质，即“推
己及人”。由己出发，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实也构成一个‘差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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