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9 - 《社会》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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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洋。（费孝通， １９９３犫 ： ２１７ ）
五、余论
本文通过细绎费孝通先生的作品，追踪他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反思
上的心路历程，归纳出其晚年思想的转向并试图讨论和分析这种转向
的深层原因。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作为一名强调田野调查和受到西方
社会科学训练的社会学家，费先生的文化转向并不是一个“文化”现象，
与中国近百年历史上众多早年崇尚革命与维新、晚年转向保守与传统
的学者很不相同。费先生的学术成就在中国社会学界和人类学界首屈
一指，无论是其早年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还是晚年对文化自觉的远
见卓识，都代表了这两个学科过去百年来在中国的最高成就。正因如
此，费先生本人的学术实践和反思道路远远超出了个人范围，对中国社
会学乃至社会科学都具有重要的启示。
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来看，费先生在乡镇企业、小城镇和民族研究中
遇到了深层次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使得他觉得单纯依靠西
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不足以应对。这与他早年使用西方社会科学
理论观察中国社会的所取得的那些进展截然不同，是费先生立足于中
国现实、不断深入之后才遇到的困境。在费先生看来，那些人与人之间
的“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以及不足为外人道的因素如果在一个地方的
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影响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社会学就应该正面对待和处理这些因素。这就是费先生转向心
态和文化研究的现实原因。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费先生首先将这个
问题转变为一个社会学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解决“只见社会不见人”
的问题，然后又意识到，要见到“人”，必须要见到“心”，要见到蕴育和培
养“人”的文化。要对自己的文化和文化中的人加以研究，首先需要有
“自知之明”，也就是需要有文化自觉。由此可见， ９０ 年代的“文化自
觉”与 ８０ 年代的“志在富民”之间，表面上相差甚远，实际上草蛇灰线，
其间有着对于一个社会科学家来说必然性的联系。这种必然性随着中
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显示出费先生作为一名先
驱者和开拓者的意义所在。
解读中国社会深层次的关系结构和意义结构，站在一个“局外人”
的角度是远远不够的。费先生现身说法，指出自己身上“志在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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