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1 - 《社会》2017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我自己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人类学，……我的选择是出于
一种价值判断。……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
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
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 犈犱犿狌狀犱 所说
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
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
入了，也早已改行了。（费孝通， １９９０犫 ： ３４２－３４３ ）
这种态度激烈的回答费先生本人也明显感到不满意，这导致了他
就此问题展开了漫长的方法论反思。追索这个反思过程，有利于我们
理解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学中国化的许多重要问题，也有利于我们理
解费先生临终前几年提出的划时代的创见。要细致地理解费先生在此
问题上的心路和思考历程，我们必须从他对于社会学核心问题的认识
开始。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费先生所受人类学、社会学训练中关注的核
心问题，费先生也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他早年最重要的两个学术概念之
一：“社会继替”。“社会继替”的理论基础是以马林诺斯基为代表的英
国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是“为了解决个人有生死、社会须持续的矛盾，
也就是生物的个人和社会的集体之间的矛盾”（费孝通， １９８４犳 ： ４４７ ）。
在费先生看来，生物人是社会的“载体”，而社会是生物人的“实体”（费
孝通， １９９３犫 ： ２１７ ），两者的关系犹如细胞与生命的关系一样。社会这个
实体是出于个人的需要而存在，但是社会作为实体，有自己的发展的规
律，它的发展和绵续是通过个人的生死或者说社会的新陈代谢来实现
的。
费先生的理论与马林诺夫斯基的不同之处在于，马氏倾向于认为
社会结构及文化体系是用来满足人的基本生物需要及衍生的各种需要
的手段，而费先生则更强调社会作为“实体”而独立于并限制人的生物
需要的部分（费孝通， １９９３犫 ， １４ ： ２３１ ）。在这点上，他自己明确承认自己
受到拉德克里夫·布朗以及涂尔干的影响，即社会构成一种和生物性
质不同的实体（费孝通， １９８７犮 ： ４３４ ）。这种观点是他解放前最为高产的
以《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为代表的系列著作背后的主要理论，“这种
涂尔干式的社会 观 已 成 了 我 这一 段时 间的主 要学 术倾向”（费 孝通，
１９９３犫 ： ２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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