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7 - 《社会》2017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回答也发生了变化。实际上，从费先生一系列著作中很难搞清“文化”
到底是如何第一次出现在费先生关于民族融合问题的思考中的。不
过，细读全集，有两处线索可以参考。
第一处是 １９９６ 年《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一文中“意犹未尽”的思
索：
热心于文字和语音结合的人们没有注意到“方块字”在中
国几千年文化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那就是阻挡了以语音差别
为基础、由方言发展不同语言而形成分割为不同民族的历史
过程。最清楚的例子是多语言和多民族的欧洲，到现在还不
容易合成一体，在东亚大陆上我认为正因为产生了这个和语
音脱钩的文字体系，汉族才能保存地方方言而逐渐统一成一
个民族，而且掌握着“方块字”作为信息媒介的汉族才能起到
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的作用以成为当今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民族，同时还起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核心作用。（费孝
通， １９９６犪 ： ２７５ ）
这是将中华文字作为凝聚力来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处则出
现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必将成为重要事件的《孔林片思》一文中：
这个思想是我在山东游孔林的时候，突然有感而发 的。
人的思想有时候是很奇怪的，往往是突然受到启发而悟到的。
我在孔林兜圈时，突然意识到孔子不就是搞多元一体的心态
这个秩序吗？而他在中国成功了，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
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像前捷克斯洛伐克及前苏联那种分裂的
局面，是因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而中国人的这种心态是
怎样形成的，汉族怎样形成这样一个大民族， １１ 亿人又是怎
样会形成这样一种统一的“认同”（ 犻犱犲狀狋犻狋 狔 ）？这不是偶然的，
也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而是一种具体的东西，影响深远的东
西。（费孝通， １９９３犮 ： ２４４ ）
这已经很明确了，费先生从此开始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中
寻找民族凝聚力的答案。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是“社会学”式的，即并
不是从理论和文本出发、离开具体的人的行动来谈文化。例如他认为，
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的智慧就来自于中国文化，只不过“邓小平
想到这一点，不一定是从理论上边想，他是从实际生活里边感觉可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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