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2 - 《社会》2017年第4期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初的反思正是费先生从“生态”研究转向“心态”研究的关键时期。在费
先生看来，只是靠摸清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关系，并不一定能解决
人的问题，不能增进对人的喜怒哀乐的了解，甚至也不能解决经济发展
本身的问题。他在余生里奔走全国，提出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开发
战略、西部边区开发战略，在年逾 ９０ 岁时仍然计划着沿京九铁路“串糖
葫芦”，促进纵贯中部的城市区域开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亲眼目睹、
亲身经历、亲笔记录”了中国农村城市化及其发展问题（费孝通， １９９８犲 ：
３２０ ）。在 ２００３ 年他有一段深有体会的总结：
比如，在很多欠发达地区，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面，诸
如制度、法律、规章等方面，因为同处于中国的基本制度之下，
所以与发达地区并没有什么差别，很多表面的东西是完全一
致的，一样的，但这些地区在相同的政策、体制条件下，发展的
效果却很不相同。我们通过深度、“参与观察”的研究就会发
现，这里的人们日常的、细微的人际关系、交往方式、交往心态
以及与之有关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和发达地区有相当大
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大多是这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部分。这部分东西，实际上常常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
真正原因。
根据这些年的实际调查经验，我觉得在地方社会中，越是
我们“外人”看不出、说不清、感觉不到、意识不到、很难测量和
调控的文化因素，越可能是一些深藏不露的隐含的决定力量，
越可能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的难点，也越值得我们社会学研究
者关注。（费孝通， ２００３犪 ： ４５１ ）
这可以看作是费先生对其农村发展研究的关键问题的最后总结。
从开始关心农民收入、到后来关心经济和社会结构，再到后来关心人的
观念和心态，这 种 转 变 正 是 费 先生“行 行重行 行”的结 果。当他年 届
９０ ，很难再从事实地调查的情况下，他也仍然做出过努力，试图用重视
“人”、重视“心态”的思路去分析经验问题，这集中体现在 ９２ 岁时写的
《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一文中。这种探索无论成功与否都为我
们后人开辟了重要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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