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7 - 《社会》2017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多种模式”的战略方针，这是他晚年对自己乡村研究的第一次重要反
思：
我看到了各个地区农村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发生了一种
想法，就是江苏像是在金字塔的顶端。当然很容易得出一个
结论：苏南的今天就是其他地区的明天。
这个推论是不完全正确的。我通过去年初的温州之行才
意识到在我的认识上有毛病，发生了偏差。中国农村的发展
有共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假如只看到相同的一面，就
发生片面性，而且会导致政策上的一刀切，工作上的一般化。
……苏北的一些基层领导很想把苏南的一套搬到苏北去，可
是搬了几年还是不行，效果差一半还多。原因就是各自的条
件不同。……温州和苏南历史条件不同。……温州人的老祖
宗传给子孙的看家本领有了用武之地。……这种发展模式只
有温州人能够做到，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条件。（费孝
通， １９８６犮 ， ２４０－２４１ ）
在反思的基础上，费先生提出了“以商带工”的“温州模式”。温州
人多地少的情况比苏南更加严重，而且也缺乏苏南的地理区位优势。
温州模式之所以成功，一个关键因素还是由于“温州由于有他们的历史
传统，懂得自己搞流通市场”。这是对费先生的第一个冲击。“温州模
式”给费先生带来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冲击是对家庭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的看法。
家庭是费先生一直关注的重要研究内容，他对于中国家庭的研究
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表现于 １９４０ 年代的《生育制度》一书中。
他在书中提出了“接力模式”和“反馈模式”以区别西方和中国的家庭结
构。“反馈模式”虽然从表面上看要求有大家庭的形式，但是如果考察
家庭结构的变化，却会发现小家庭即使在传统中国社会也是占多数的
家庭形式。费先生认为，这是因为大家庭并不能适应小农经济的农田
经营和劳动（费孝通， １９８２犮 ： ２５５ ）。解放后经过了人民公社、包产到户
以至乡镇企业兴起之后，小家庭也是普遍的形式，上世纪 ８０ 年代初江
村较为常见的大家庭只是由于农民住房紧张导致的。因此，费先生不
无焦虑地提问说“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是否会靠近甚至趋同于西方的
接力模式？ ”因为“具体的经济和人口等因素又从不同方向影响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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