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8 - 《社会》2017年第4期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结构的具体变动，也正在改变赡养的方式和内容”；“反馈模式”只是靠
“伦理及法律确认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得以持续（费孝通， １９８３犪 ：
５６ ）。无疑，费先生是认同“反馈模式”的，但是他也感到其经济和人口
的基础正在受到侵蚀，而在当时的条件下，造成这种局面的恰恰是费先
生最为看重的苏南模式的集体乡镇企业。虽然这种集体经济模式有些
“像是传统家庭手工业的扩大和集体化”， ２ 但是在费先生看来，这可能
是在苏南这种人多地少和农工相辅的地方不得已的选择，“要实现工业
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费孝通， １９８３犱 ： ２２０ ）。苏南与苏北相比，最
大的优势就在于有集体社队企业的基础，“通过公社、生产队等各级集体
经济实体，自己投资创办了工业；工业里累积的资金除一部分分给社员，
实际上是以工补农，扣一部分支持各级社区的公共建设和公益事业外，
都用来作再生产的资金。这是通过集体渠道的积累，效力是比较高的”
（ 费孝通， １９８４犲 ： ４１６ ）。相比之下，苏北就面对“从什么渠道能把这些分
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使其成为发展工业的资金”的难题。实际上，不只是
苏北面对这样的问题，全国大部分没有社队企业、且实行了包产到户的
地区都有这样的难题。这些“难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费先生足迹遍布
包产到户的农村，却几乎没有对包产到户的赞誉之辞，直到 １９８６ 年的温
州之行。温州之行引发的反思使他似乎突然发现了传统家庭在经济发
展中的“新活力”：
严格说，如果个体的意思是指个人，温州街上的作坊也并
不真是个人所有的，而是家庭所有的。家庭里有不少成员，而
且通常并不限于直系亲属组成。许多是已婚的兄弟甚至亲亲
戚戚组成的家庭作坊。（费孝通， １９８９犮 ： ２１５ ）
在温州看到的家 庭 企 业，也 使他 对“苏 南模式”有了新的 重要认
识：
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个体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只在概念
上可以有 严 格 的 界 限，这 种 界 限 在 现 实 中 是 相 当 模 糊 的。
……如果允许我在这一点上再作一些发挥，我想说在苏南模
式中的社 区 所 有 制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也 是 家 庭 所 有 制 的 发 展。

２． “社队企业有顽强的生命力。有个队办工业赔了钱，我问他们怎么办？回答是赔钱还得
搞，这是因为工厂看来是赔了钱，但是生产队每一家都有人在厂里做工，挣得工资，所以不允
许关厂，而宁可少拿一点工资。”（费孝通， １９８３犱 ： ２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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