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2 - 《社会》2017年第4期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自社会的病痛更加重要”，他的理 想就 是要“学 社会科学去治 疗社会
的疾病”（费孝通， １９８７犮 ： ３８７ ）。这 种 救 世 务 实 的 想 法 贯 穿 于 费 先 生
一生大部分的时间，因而他在学科问题上格外强调实践，晚年转向强
调理论和文化的变化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对学术实践的反思。这方
面的转变表现在费先 生 对很 多问 题 的看 法上，可以 费先生对 严复和
伊藤博文的看法为例。
中国的知识界有着“严伊同学”的传闻。两人同赴英伦学习海军，
结果回国后，一从事于翻译与思想，一从事于维新与富国强兵之实务，
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多以为严复“比伊才高”但功业实逊于伊。费先生
说他最早无条件地接受这个说法，在看过严氏译著之后，则产生了“严
胜于伊”的想法：“功虽显赫，昙花易逝；言留于世，流久弥长”（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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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２ 犵４１８－４１９ ）。但是从“文化大革命”时期起，费先生的看法发生了
改变：“我觉得个社会的生产技术不改变，生产力发展不起来，外来的思
想意识生不了根，会换汤不换药，旧东西贴上新标签。从这方面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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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逊于伊了”（费孝通， １９８２ 犵４１９ ）。书和理论固然重要，“我们也有一
个风气，书中出书，……书，书，书，离不开书，很少到实践里去。我很崇
拜的严几道先生也没有脱离这么个传统，他没有把真正科学的、实践的
精神带回来，带回来的是资本主义最上层的意识形态的东西。”（费孝
通， １９８２犪 ： ２２９ ）这是 １９８２ 年的思想。到 １９９３ 年，在《略谈中国社会学》
一文中，费先生又提到严复的事情，但是这次的看法却是“严远胜于伊”
了：“事过百年重评再估，不能不体会到严氏的选择具有深意。他似乎
已洞察到思想意识在社会演进中的关键作用。西方文化的勃兴从表面
上看是它的坚甲利兵，而其科技的基础是在还是 １９ 世纪的启蒙思想，
而《群学肆言》即是其中的一块基石。……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
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费孝通， １９９３ ： ２４６ ）。
其次，是从看重西方文化到中西文化并重，并越来越偏重中国文
化。费孝通先生以新式教育启蒙，早年接受的是新式教育，国学基础不
够牢固， １ 中学也是留学生办的新学。“接着上了教会办的大学，从东吴

１． “我没有进过私塾，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教育。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费孝
通， ２００２ ： ３４６ ）；“要是说‘国学’，那么我的基础就差得多了。我认为所谓国学，不仅仅是懂得
古文，还要对中国的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这方面没有下过工夫，基础
不够扎实，研究得也不够深入。”（费孝通， ２００３犫 ： ４７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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