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17年第4期

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先生晚年的思想转向

一切要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基础，观察和描述“已然”。用可
以观察到的事实为材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在事物发展中
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出设想，然后通过思考，引发出“或然”。最
后以实践去检验其正确与否，经过历史的对证，得出“果然”或
“不然”的结论。（费孝通， １９９５犪 ： １ ）

直到 １９９０ 年，费先生看到 了早 年的英 国同 学 犛犻狉犈犱犿狌狀犱犔犲犪犮犺
的著作《社会人类学》一书之后，展开了对自己从事一生的调查方法及
方法论的不断反思。在此书中， 犔犲犪犮犺 针对费先生的《江村经济》一书
提出了两个问题或者说是批评：一个是在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
区的微型研究能否概括中国的国情？另外一个是像中国人类学者那
样，以自己的社会为研究对象是否可取？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我们理解
费先生在其余生中对社会学方法论深入反思的总线索。
在 １９９０ 年的《人的研究在中国———缺席的对话》一文中，费先生尝
试着对 犔犲犪犮犺 的问题进行了回答。对于第一个问题，费先生仍然秉持
着他在这个阶段所理解的“从实求知”方法，认为江村的研究虽然不能
代表中国，但是“从个别出发是可以接近整体的”，费先生用了他经常强
调的“类型比较法”来为自己辩护：
把一个农村看做是全国农村的典型，用它来代表所有的
中国农村，那是错误的。但是把一个农村看成是一切都与众
不同、自成一格的独秀， 狊狌犻 犵 犲狀犲狉犻狊 ，也 是不 对的。…… 所以
我在这里和 犈犱犿狌狀犱 辩论的焦点并不是江村能不能代表中国
所有农村，而是江村能不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些中国的农村。
（费孝通， １９９０犫 ： ３４５ ）
费先生认为，只要坚持不懈地进行更加多的乡村、更大区域的调
查，就可以不断地在“类型比较”中“逐渐”“接近”对整个中国农村的认
识。实际上，费先生从英国学成回来之后所进行的《云南三村》的研究，
八十年代所进行的小城镇—经济模式—边区开发—区域发展的研究
等，可以看作是以实际行动对这类问题的回答。
对于第二个问题， 犔犲犪犮犺 的意思是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难免会
有偏见，有价值和感情的因素起作用而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这个问题的
提问逻辑与第一个问题是相似的。但是费先生的回答却与回答第一个
问题时的客观态度全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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