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6 - 《社会》2017年第4期

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发展

身份，为此，类似“浅层信仰”、“中度信仰”等表达也意在强调宗教身份
获得背后的工具性诉求（即以获得宗教身份来满足实用目标），而至于
主观心理上的“信仰”究竟如何，如“信”是否纯粹，“信”包含的情感和宗
教经验、“信”指涉的神人关系等个体“主观感受”却被忽视了。相反，如
果从个体的宗教心理来看，正如威廉·詹姆斯（ ２０１２ ： ２３ ）所言，宗教信
仰意味着“个人独自产生的某些感情、行为和经验，使他觉得自己与他
所认为的神圣对象发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从“信仰”的字面
含义，还是其实质要求来看，都应包含着一种指向“神圣”的超越而非世
俗、虔敬而非实利的心理和终极关怀。本文即是从个体宗教心理和宗
教经验角度来把握“信仰”及其与因病信教农民“信”的契合问题的。
从宗教心理的角度看，“信仰”是无涉功利性诉求的，乃是一种追求
最高价值和终极意义的超越性状态。与纯粹将宗教视为目的而非工具
的“信仰”状态相比，信教初期农民的宗教态度很难说达到“信仰”这一
层次。 １１

实际上，信徒也对自身信教初期的“信”有着中肯的认识，在一次焦
点访谈中，当问及如何理解信教初期的“信”时，他们都有大致相同的表
述。比如信徒 犛 说：“我那个时候的信，怎么说呢，对上帝存在还是将信
将疑，觉得看不到又摸不着的。那种信是‘马马虎虎’的，没有在内心上
遵循神的要求，我当时不仅信耶稣，还信了魔鬼头子， １２ 当时想法很简
单，谁把我多年的风湿病治好了，我就信谁。”信徒 犠 说：“那个时候我
觉得自己亏欠了神，对神没有足够信心，心里头是有求必应的想法，就

１１． 实际上，正因为“信仰”本身难以完全契合中国信众的宗教生活，在学术界内部，尤其是宗
教人类学领域，超脱“信仰”模式研究中国宗教的努力，早已比比皆是。正如本文的一位审稿
人所指出的那样，即使是研究中国宗教的西方学者，百余年前就已经认识到无法用“信仰”来
研究中国宗教。葛兰言、谢和耐、弗里德曼、武雅士、施坚雅等已故学者，早就在著作中指出，
中国人的宗教生活并非“信仰”，而是“实践”。实际上，从 １９ 世纪末的罗伯逊·史密斯开始，
以“仪式”代替“信仰”的研究路径就在世界宗教人类学界占有主导地位。这一路径无疑超越
了“信仰”这一前置判断，并丰富了研究视野、领域和内容。对于本文所关注的因病信教农民
之宗教心理及其演变，我们理应吸取宗教人类学对中国宗教研究的经验启示，积极关注宗教
实践，并在宗教实践中理解和把握之。
１２． 魔鬼头子，指乡村社会中类似巫师的人。被访者之所以贬称其为“魔鬼头子”，导因于其
在接受基督教义后对其做的价值评判。正如梁振华等（ ２０１５ ）所指出的那样，在开始时，信耶
稣和寻求巫医、民间神医、烧香拜佛之间没有本质性差异。如此，我们便可理解信徒 犛 为何同
时信奉多种对象，其原因便在于把宗教视为工具而非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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