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社会》2017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４

有无纯粹信仰，乃至有无宗教的争议（方文， ２０１４ ）。还有的研究运用流
行的理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 ３ 假设来判定个体的宗教心理，认为因
病信教是个体的理性行为，个体基于对“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以主
动的、有目的的心态来满足自己的世俗需求（韩恒、王瑛， ２０１４ ；郑风田
等， ２０１０ ）。
笔者认为，“功利性”和“理性人”判断虽能反映个体的部分心理和
行为特征，但却无法在整体上准确契合因病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及其
复杂性，也遮蔽了深入研究的空间。一方面，“功利性”和“理性人”判断
都没有注意到宗教心理的动态和流变特征。正如经验材料所揭示的那
样，随着宗教实践的展开，信众群体发生着明显的分化：以基督教信众
为例，虽然有部分人逐渐成为虔敬的信徒，但是，还是有部分人依然持
功利性心态，既有部分人选择留在教会，也有部分人选择了离开（梁振
华、齐顾波， ２０１５ ）。总之，如何理解个体的心理演变，尤其是如何理解
信徒出现的不以“灵验”为导向的“非功利性”和“非理性”行为（如即使
病情没有改善，依然虔诚皈依），对此，仅仅以“功利性”或“理性人”概念
来判断实在显得颇为勉强。另一方面，在“功利性”和“理性人”的笼统
判断下，研究者们往往觉得因病信教和因事信教（求子、保平安）等其他
“功利性”的或“理性”的信教行为一样，没有单独对之进行研究的必要，
即使在诸多基于扎实田野研究的博士论文中，也仅仅把因病信教视为
信教的原因之一而一笔带过（参见王莹， ２００８ ： ４７ ；黄建波， ２００３ ： ５９ ；刘
海涛， ２００６ ： ６５ 等），缺乏深入探讨。
在此，我们搁置既有的“功利性”和“理性人”判断，还是试图先从经
验材料中分析信教农民的宗教心理。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尚需对相
关理论资源作一简要的梳理。显然，因病信教主要涉及的是“危机”与
“皈信”（ 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 ） ４ 的关系问题。既有研究普遍认为，生命中发生的

３． 其核心观点为：个体面对宗教采取的是基于“代价—利益”考量的理性态度。正如其代表
人物斯达克和芬克（ ２００４ ： ５３ ）所认为的那样：“行为者选择‘消费’宗教‘商品’，就像他们消费
世俗商品时权衡代价和利益一样”，按照“理性人”假设，面对宗教，一个理性的宗教信徒需要
做的是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宗教资本投资以谋取更多的宗教收益。
４． 学界对“皈信”（ 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 ）概念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在西方的知识脉络下，皈信一方面
可以指个人参加传统基督教会，也可以是指从某一个基督教会到另外一个基督教会；另一方
面，皈信的含义还可以指个人重新领悟到耶稣为救主而有“重生”之感的情绪性经验（林本炫，
２００３ ： ５４８ ）。针对“皈信”的多样性， 犌犻犾犾犲狊 狆 犻犲 （ １９９１ ： １４－１５ ）对此概念作出了三种类型的含义
区分：一是（宗教）传统的转移，指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转换；二是制度的转移，指同（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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