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8 - 《社会》2017年第3期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

和具体经验资料之间缺乏中间概念建构，从而影响了理论知识积累的
状况，这种多层抽象分析技术更值得引起重视。
在曹教授的研究中，概念是理论的构件。在理论研究方面，曹教授
采用了建构理论模型的策略，以便使理论清晰并具有演绎能力。事实
上，概念的不同抽象度和运用理论模型的演绎过程是相适应的。采用
建构理论模型的策略来沟通理论和历史研究本是韦伯所倡导的方法
（参见韦伯， ２０１３ ： ４５－５０ ），但遗憾的是在历史社会学中并未被普遍认
同。当然，曹文所展示的理论建模技术和建模所依托的基础理论并非
直接来自韦伯。

四、统治风险治理与日常行政治理：何种效率？

曹文建构了集权国家统治者风险最小化治理理论（以下简称“风险
论”），用以解释中国历史中集权和分权的治理变化。他的理论建构过
程伴随着与其他对集权和分权提供了不同解释的理论的论辩，特别是
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的理论论辩。在论辩中，展
现出“风险论”在某些方面独有的解释优势。
曹文的论证令人获益良多，但在一些地方也遗憾地留下了略显粗
糙的表述。本文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滑过一些本应把握住的理论思考。
下面，不避吹毛求疵之嫌，对此加以叙述和讨论。
本文所说的粗糙表述，指的是在行文中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
立起来。例如，曹文在开篇中写道：“中国因幅员辽阔，中央政府在处理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上，需要考虑两个目标：既需要降低行政成
本或提高治理效率，以有效处理地方事务，也需要降低统治风险，以维
护政权稳定。然而，这两个目标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这就带来一
个问题：在理论上我们该如何处理中央政府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关系？”
（ 曹正汉， ２０１７ ： ２ ）又如，在陈述“风险论”观点时曹文写道：“当提高治理
效率与降低统治风险互相冲突时，中央政府将优先考虑降低统治风险，
这就导致地方分权有可能超出提高治理效率的需要，以致在许多领域
形成过度分权；或者相反，导致地方分权的程度低于效率要求，在某些
领域形成过度集权。”（曹正汉， ２０１７ ： ４ ）本文认为，曹文中将治理效率等
同于日常行政治理效率，并以此为标准形成过度分权或过度集权的评
判，是不准确的。依据笔者理解的曹文的通篇论证逻辑，准确的提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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