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3 - 《社会》2017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３

其势；二是在土司机构安插流官吏目，起监视作用；三是撤销桀骜不驯
的土司，改设郡县，以惩一儆百（佘贻泽， １９４４ ： ３２－３８ ；李世愉， １９９８ ： ３１ ）。
２． 清代“改土归流”的原因
雍正朝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其背景是清王朝正进入鼎盛时期，
国库充裕，政治稳定，军事力量强大。然而，雍正以后各朝，“改土归流”
被奉为长期政策，则是中央政府在治理西南地区上社会风险下降的结
果，也是财政约束大为缓解的结果。
导致社会风险下降的原因有多种，包括明代以来，西南地区的经济
开发、苗汉通婚、汉文化传播等使得西南社会逐渐汉化（李世愉， １９９８ ：
４２－４８ ）。其中，影响深远的是兴儒学，建学校，苗族部落逐渐通汉语，
接受汉文化。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令西南各地开办土司儒学，此后，
土司儒学在各土司领地逐渐普及。 ４１ 其中，湖广设立土司儒学 ２ 所，四
川设立土司儒学 ２１ 所，云南设立土司儒学 １０６ 所，贵州设立土司儒学
４８ 所，广西设立土司儒学 １１ 所（佘贻泽等， １９６８ ： １７９－２０４ ）。
社会风险下降的一项证据是，一部分土司顺应土民要求，向清廷自
请“改土归流”（如湖广的永顺、黄榔、忠岗、松坪等土司），及一部分土民
向省和中央政府陈情，要求“改土归流”（如石耶、色梅、地坝、平茶等土
司）（佘贻泽， １９４４ ： １６７ ）。社会风险下降之后，“土司制”给中央政府带
来的代理风险也就相对上升了。代理风险在明代就一直比较高，这是
土司制度所蕴含的结果。但是，在明代，由于西南地区尚处于开发初
期，部落民众的“蛮夷之性”尚未脱去，所以，社会风险也很高，使得中央
政府在权衡两种风险时，左右为难，难以决断。到了清代，由于社会风
险的下降，中央政府就转向考虑如何降低相对较高的代理风险了，“改
土归流”即反映了这两种统治风险的相对变化。
如果仅仅是社会风险下降，财政约束没有减弱，清王朝也难以大规
模推行“改土归流”，只能像明王朝那样，把“改土归流”作为惩罚不法土

４１． 洪武二十八年六月，户部知印张永清奏：“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朝廷予以世
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教其子弟。上然之，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
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
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太祖
实录》卷二三九）。此诏谕下达之后，各地纷纷奏请开办土司儒学。明廷规定，土司子弟若要
承袭职位，须先入儒学，才能获得承袭资格；此外，朝廷还在土司地区开科取士。这两项政策
也推动了土司儒学的发展（佘贻泽等， １９６８ ： １７３－１７４ ；李世愉， １９９８ ： １９ ）。
· ３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