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1 - 《社会》2017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３

１． 明代推行土司制度的原因
从军事上说，明代中央政府已有能力在西南地区推行郡县制，即明
代采用“土司制”不是受制于政治约束。 ３６ 明代实行“土司制”，主要有两
个原因：第一是较高的社会风险，所谓“蛮夷之性”；第二是财政约束。
所谓“蛮夷之性”，是明代官员对西南少数民族特性的概括，指这些
部族民众尚未被汉化，其礼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文化等，均与汉地殊
异，加上聚族而居，恃险为患，因此，难以驯服。嘉靖时总督两广的王守
仁（王阳明）说得最明白：“盖蛮夷之性，譬犹禽兽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
郡县，而绳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于堂室之中，而欲其驯扰贴服，终必
触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骇掷矣。故必放置闲旷之区，以顺适其犷野之
性。今所以仍土官之旧者，是顺适其犷野之性也”（佘贻泽， １９４４ ： ３３ ）。
王守仁的话清楚地表明，治理“蛮夷之性”的民众，若用郡县制，则蕴含
着很高的社会风险，“土司制”有助于降低此种社会风险，所以，宜用“土
司制”。 ３７
蛮夷之性也制约着明代推行“改土归流”。如广西上恩州，“洪武
初，土官黄中荣内附，授知州。子孙叛服不常。弘治十八年改流官，属
南宁府。……嘉靖元年，都御史张岩言：上恩州本土官，后改流，致土人
称乱，宜仍其旧，选择土吏之良者任之。议以为然，仍以土官袭”（《明史
·土司列传》）（佘贻泽， １９４４ ： １５９－１６０ ）。广西南丹土州设置不久，土
知州莫金反叛被诛，明廷废土州置卫，后因其地多瘴，继而苗蛮作乱，复
置土州，以金子莫禄任之（李世愉， １９９８ ： ３４ ）。
如果仅仅是“蛮夷之性”，而没有财政约束，中央政府也不必非用
“土司制”不可，郡县制照样可以治理蛮夷之地。但是，在蛮夷之地按郡
县制来治理，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地方政府，还需要派驻相当数量的军

３６． 如清人师范在总结明初的情况时说：“（在西南地区）以付（友德）、沐（英）之威，非不能尽
蛮荒而郡县之”（转引自李世愉， １９９８ ： ３５ ）。
３７． 王守仁的观点代表了明代君臣一种普遍认识。如“洪武二年，行省臣言：庆远府地接八番
溪峒，所辖南丹宜山等处，宋元皆用其土酋，安抚使统之。天兵下广西，安抚使莫天?首来款
附。宜如宋元制，禄用以统其民，则蛮情易服，守兵可减。帝从之”（《明史·列传》卷三百十
七）。又如，正统四年（ １４３９ 年），南丹土官莫祯奏：“宜山等县，流官所治。溪峒诸蛮不 时 出
没。原其所自，皆因流官能抚宇附之良民，而溪峒诸蛮恃险为恶者，不能控制其出没。每调兵
剿捕，各县居民与诸蛮结纳者，又先泄露军情，致贼潜遁。授彼土官，彼能置首目使其风化。
帝曰：以蛮攻蛮，古有成说。今莫祯所奏，意甚可嘉”（《明史·列传》卷三百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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