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8 - 《社会》2017年第3期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王朱棣，引发朱棣反叛。经过三年战争，朱棣打败了建文帝，夺得皇位，
改年号为“永乐”。朱棣登基后，也着手削藩，或削去藩王的护卫部队，
或废为庶人。到永乐皇帝死时，由朱元璋建立的 ３０ 支藩王护卫部队仅
存 ４ 支。永乐之后，宣宗继位，又削去这 ４ 支护卫部队。此后，藩王在
封域内既无兵权，也无行政权和财权，仅保留封号和食禄（牟复礼、崔瑞
德， １９９２ ： ２８３ 、 ３９７－３９８ ；南炳文、汤纲， ２００３ ： １３１－１３２ ）。
清代削藩始于康熙十二年（ １６７３ 年）。这一年，平南王尚可喜向朝
廷提出撤藩，请求“归老辽东”。康熙随即批准。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
耿精忠迫于无奈，也上表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康熙也“允王所请”。吴
三桂大失所望，于 １６７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举兵反清，耿精忠、尚可喜随之响
应。战争一直打到 １６８１ 年 １０ 月，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相继败亡，
“ 三藩”被铲除（李治亭， ２００３ ： ５５９－５７３ ）。
所以，如果我们比较不同王朝的地方政治体制就可以发现，在王朝建
立之初，地方政治体制的差异较大，而到了鼎盛时期，这种差异明显缩小。
２．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与“改土归流”
治理体制演变的第二个维度是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地方
行政体制的演变。
对于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大致来说，秦汉之时，只能
“因俗而治”，在郡之下设“道”，实际上是承认当地部族首领的统治（龚
荫， ２０１２ ： １１－１７ 、 ２１－２８ ）；唐宋之时，主要采取“羁縻”政策，听任各部
族首领自行统治，仅赐予名号，令其朝贡，以示天下归附而已（佘贻泽，
１９４４ ： ３－１０ ；李世愉， １９９８ ： ２－３ ；周振鹤， ２００５ ： ３６４－３８１ ）。 １０ 在边疆和
西南地区建立地方行政制度，始于元的土司制度，至明代，土司制度已
大为拓展和完善。然而，清代自雍正四年开始，推行“改土归流”，土司
制度又被逐渐废除，被郡县制取而代之（佘贻泽， １９４４ ： １５８－１７８ ；李世
愉， １９９８ ： ４１－１０２ ）。
相对于郡县制，“土司制”加大了地方分权，中央政府对各个土司的

１０． 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在边疆地区共设置了 ８５５ 个羁縻府州。这些羁縻府州分三
类：第一类是设置于唐边州都督府辖区之内，处于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最后升为唐正州，或并
入边州都督；第二类是一度处于唐统治之下，后来因部族强大或迁徙，逐渐脱离了唐中央政府的
控制，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政权，但仍与唐保持藩属关系；第三类是由于地域遥远，一开始就只是
名义上归附于唐，实际上与唐一直保持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刘统， １９９８ ： ２６ 、 １０９－１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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