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3 - 《社会》2017年第3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３

资源转回城镇（熊春文， ２００９ ），进而增高了教 育获 得的 成本，提高了
家庭当下的教育支出；另一方面，随着家庭纯收入的提升（龚继红、钟
涨宝， ２０１５ ；杨晔、徐研， ２０１６ ），以及城乡流动后农村家庭教育观念的
增强（杨振宇、张程， ２０１６ ），农村家庭在子 女教育 方面 的投入 也 相应
增加。
宏观层面农村地区学校数量的减少和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投入的
相对减少等政策性变动有别于教育扩张过程，它很可能会导致农村地
区儿童的入学机会减少。类似于工业化的过程，家庭层面在“撤点并
校”后的主动投入对于学生的入学机会而言无疑具有正向作用。那么，
在“撤点并校”政策执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农村子女在基础教育阶段
是否更容易辍学呢？
笔者采用了 犆犉犘犛 调查的全国再抽样样本（关于这一数据的详细
说明见后文），以被访者本人（ １８ 岁以上）在学时间（以高中毕业为右删
节）为横轴作出农村地区在“撤点并校”前后进入小学（截至 ２００６ 年）学
生的辍学风险“卡普兰—迈耶”（ 犓犪 狆 犾犪狀犕犲犻犲狉 ）生存估计图。由图 ３ 可
知，在小学、初 中 和 高 中 阶 段，“撤 点 并 校”之 后 一 段 时 间 内 （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６ ），农村子女的辍学率较“撤点并校”之前要低。 ３
总体来说，在“撤点并校”之后，政府在农村层面的教育投入相对减
少，而农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则逐渐增加。在“撤点并校”政策执行之后
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农村学生在整个教育过程中的辍学率并未上
升。 ４ 对于这一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家庭的主动投入抵消了宏观
政策对于个体入学几率减小的负面影响。换言之，个体和家庭的教育
选择并非完全被政策“牵着鼻子走”，个体自身的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了政策调整所带来结构性影响，或者使之发生滞后。
基于上述的分析脉络，本文重点讨论，在“撤点并校”这样的政府对

３．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的有效性，此处根据匿名评审 人 的 建 议，笔 者 用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的 数 据 进
行了检验（结果由于篇幅所限不在此处列出，如有兴趣读者可向作者 索 要）。结 果 显 示，这
一数据反映的趋势同 犆犉犘犛 数据 大 体 相 同：在 高 中 及 之 前 的 学 习 阶 段，“撤 点 并 校”后 的 辍
学率始终低于“撤点并校”前，有所不同的是，在大学及其之后的阶段，“撤点并校”后的辍学
率高。
４． 其他既有截面研究报告的数据也显示，“撤点并校”刚刚开始执行的几年（ 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０ ），
农村地区辍学率有所下降，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农村地区的辍学率处于波动状态，直到 ２００８
年之后，农村地区的辍学率才开始有所上升（ ２１ 世纪教育研究院， ２０１３ ： ４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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