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17年第3期

“撤点并校”、家庭背景与入学机会

理论”（ 犚犪犳狋犲狉 狔犪狀犱犎狅狌狋 ， １９９３ ）已经给出机制性的解释：工业化过程提
高了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因而也提高了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投入，而学校
的扩张提供了更多的就学位置，因此，不同家庭出身的社会成员的入学
机会均有所增加。但相比于社会底层，位于社会上层的个体会有更大
概率获得扩张后的入学机会，因此，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得以通过学校进
一步得到巩固。
如果学校并未处在一个扩张的过程中，它是否会在家庭背景影响
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呢？若是，又遵循什么机制和逻辑？ ２０ 世
纪末至 ２１ 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撤点并校”事件为
我们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回答上述问题的情境：在“撤点并校”之后，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数量逐年下降，且降幅大于学生数量减小的幅度。
与此同时，尽管地方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投资仍然有所增
加，但其增幅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从宏观层面上看，尽管“撤点并校”政策在各个地区的执行力度不
尽相同，但学校规模的缩减比例要高于入学学生数量的缩减比例。这
是因为，一方面，不同地区在学校撤并之前的教育资源冗余程度不同，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于政策的执行力度也有较高弹性。笔者在这里
借鉴了“撤并系数”的计算方式 １ （ ２１ 世纪教育研究院， ２０１３ ： １７ ）来衡量
各省（不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２ 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撤
点并校”政策的执行情况（结果见图 １ ）。可以看到，“撤点并校”政策的
执行力度在中西部地区相较于东部地区要大，同时，全国大多数地区学
校减少的幅度均大于学生减少的幅度（系数大于 １ ）。
同时，与“撤点并校”几乎同时展开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财政在
农村基础 教 育 层 面 的 投 入 与 经 济 增 长 速 率 相 比 有 所 降 低 （付 敏 杰，
２０１６ ）。既有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对于义务教育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以
师生比衡量）均产生了负向影响（乔宝云等， ２００５ ；邓可斌、丁菊红， ２００９ ；

（ ）
１． 本文对于“撤并系数”的具体计算方式为： 犛犮犺 １９９５－犛犮犺 ２０１２ ／ 犛犮犺 ２０１２ 。其中， 犛狋狌 １９９５ 代
（ ）
犛狋狌 １９９５－犛狋狌 ２０１２ ／ 犛狋狌 ２０１２
表 １９９５ 年（“撤点并校”政 策 开 始 时 点）农 村 地 区 初 中 在 校 学 生 人 数， 犛狋狌 ２０１２ 代 表 ２０１２ 年
（“撤点并校”政策叫停时点）农村地区初中在校学生人数， 犛犮犺 １９９５ 代表 １９９５ 年农村地区初中
学校数量， 犛犮犺 ２０１２ 代表 ２０１２ 年农村地区初中学校数量。显然，若该系数大于 １ ，就说明学校
减少数量大于学生减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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