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8 - 《社会》2017年第2期

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

呢？……冠脉造完影， ３ （从临床医学上判断）确定最佳治疗就是搭桥，
但他（医生）可能还是建议患者安放支架，那么他的说辞是什么？……
这种情况应该由谁来监督？”白大夫说，心血病患者一般都是上了岁数
的中老年人，当他们被大夫这样建议时，“有谁愿意再（到心外科）挨一
刀”？所以，医生说放心脏支架，病人们也乐意。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的
真实性与严重性，他还提供了一个他听到的案例：有一个病人的冠脉造
影结果出来后，其血管并没有堵塞到要施行支架术的程度。但是他最
后还是被安放了 ３ 个支架。“没病怎么放支架呢？大夫说有病不就有
病了吗？放完后，病人也很健康，还感谢大夫，还唱颂歌呢！”可见，医生
之所以能够诱导成功，是因为病人认为医生的临床判断与行为是正确
的，而这就体现了“医疗专业的临床权力对病人的支配性：病人（及其家
属）对病痛与死亡的恐惧、对医师专业判断的依赖和对资讯内容的无
知”（林国明， １９９７ ）。
然而，我国医生所具有的这种优势地位并不能完全用信息不对称
来解释。吊诡的是，除了这一基本条件之外，医生能够不断地实现诱导
需求与过度医疗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恰恰是因为医生这一职业群体仍
依附于迄今仍然主导医疗服务市场的公立医院，这一事实强化了医生
在面对患者时的优势地位。
相关研究机构在北京市进行的一项关于普通民众就医选择的问卷
调查显示了极富戏剧性的结果：尽管只有 ５１．３％ 的被访者对公立医院
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感到满意，且当被问到“国有医院提供的服务和您所
期望的差别大吗”时，有 ５２．５％ 的人回答“比较大”，有 ９．０％ 的人回答
非常大，但仍旧有高达 ９４．０％ 的人就诊时首选“国有医院”。作者（孙
红等， ２００７ ： １５５－１５６ ）解释说，这可能是由于人们对政府设立的单位更
加信任。而另一项同时期在广东、山西和四川的研究亦得出了相似的
结论（ 犔犻犿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４ ）。笔者的田野调查也印证了社会大众的这种

３． 应用于心血管疾病中的介入诊疗技术通常包含冠状动脉造影和支架术两部分。冠脉造影
实际上是一个检查。造影时，医生将特殊的导管经大腿股动脉或手臂桡动脉穿刺后插入，并
直达冠状动脉开口，选择性地把造影剂注入冠状动脉（因人体血管在 犡 光下并不显影）。之
后，记录显影过程，其结果就被用来判断血管的阻塞程度，由此决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通
常，如果一个病人被诊断为有冠心病症状，则都应该做此项检查。一旦造影诊断病人血管的
阻塞已经达到危险程度（通常认为 ７５％ 的狭窄就应该施行支架术），则在征得病人或家属的
同意下，实施心脏支架手术（若情况紧急，则在冠脉造影不久即实施支架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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