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7 - 《社会》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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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的报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上文所剖析的国家对于医生的法定收入与
其医疗服务定价的严格管控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价值的扭曲。在无法
改变这种制度设置的情况下，医生们发现积极提供服务甚至诱导需求
与过度医疗是可行的办法，以此获得更多的绩效工资，亦可以获得非正
式收入，借此弥补其较低的正式收入。但诱导需求与过度医疗意味着
医生执业行为的失控，也意味着医生对其临床自主性的滥用。在这种
诱导过程中，医生执业行为的伦理向度偏离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换句
话说，医生职业的道德基础已经被这种滥用临床自主性以攫取经济利
益的行为所深深腐蚀。
不过，有一个问题仍待解释。回扣与红包的广泛存在说明医生在
当下的医疗服务市场中具有非常强势的地位。尽管医生依附于公立医
院，缺少法团自主性，没有独立的职业团体去主张和维护群体的利益；
但与此同时，医生却可以通过诱导病人购买医疗服务而获得巨额的经
济收益，这一方面使公立医院能够“自负盈亏”，另一方面也使自己作为
国家雇员的低工资得到补偿。那么，医生在医疗服务市场中的强势地
位从何而来？
四、公立医院医生的“双向支配”地位
有学者（朱恒鹏， ２００７ ）认为公立医院对患者和医药厂商具有“双向
垄断”地位；包胜勇（ ２００８ ： ８６－８７ ）则指出公立医院既是药品的最大买
方，也是最大卖方。这些研究为回答上述疑问奠定了基础。笔者将公
立医院及其医生的这种独特地位称之为“双向支配”。本文以药品为例
进行论证：从药品的下游即患者来说，公立医院和医生面对的是一个个
“散兵游勇”；从上游来讲，作为垄断的药品终端销售者，公立医院及其
医生在面对药企时亦占据强势地位。
（一）医生对患者的支配
医生对患者的支配地位形成的原因首先在于专业人士与外行之间
的知识鸿沟。医生掌握着患者没有掌握的专业知识，由此患者也会对
医生产生心理上的依赖，这是医生权威的来源（ 犛狋犪狉狉 ， １９８２ ）。譬如心
内科医生白大夫在解释诱导患者接受心脏支架术现象时说：“既然患者
不懂医学知识，如果一个病人来到心内科看病，经过诊断，其最佳治疗
方案是搭桥手术，但也不是不可以实施支架术，心内科的大夫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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