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6 - 《社会》2017年第2期

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

６９ ）对单独定价新药的研究，医院销售此类药物的利润率（包括回扣）大
约为 ２０％－５０％ ，而医生等相关人员的回扣为 １０％－３０％ 。正如一位
医生所说：“你 看 病 忙 了 半 天，还 不如 卖一 盒药 拿的 钱 多。”（包 胜 勇，
２００８ ： ３４９ ）通常来讲，职称较高、担任行政职务的医生往往有较多的机
会得到回扣。
红包则是另外一种非正式收入，红包（与其他形式的现金或礼物，

包括购物卡等）被认为是对医生正式收入不足的一个补充（ 犈狀狊狅狉犪狀犱
犛犪狏犲犾 狔 犲狏犪 ， １９９８ ； 犈狀狊狅狉 ， ２００４ ； 犔犲狑犻狊 ， ２００７ ；科尔奈、翁笙和， ２００３ ）。红
包的广泛存在可以从我国政府历年来试图打击红包等所谓“医疗卫生
行业的不正之风”的各种文件中得到佐证。其数额无从确知，通常受到
患者的经济条件、疾病种类、医生职称、医患之间的关系远近等因素的
影响（ 犆犺犪狀犪狀犱犢犪狅 ， ２０１２ ）。在田野调查中，一些曾经送过红包或者亲
戚朋友中有过送红包经历的被访者反映，在北京，给主刀医生的红包高
达 ３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 元人民币。因此，主刀大夫的一个红包可能远远高于
国家支付给他的基础工资。不过，与回扣相比，红包在非正式收入的构
成中所占比例较小，一是因为它不像回扣是一种较为恒常的收入来源，
红包的赠送非常讲究关系性质和具体情境（ 犆犺犪狀犪狀犱犢犪狅 ， ２０１２ ）；二是
因为通常只有职称较高、年资较长的大夫才会收到红包，且集中在手术
科室，而回扣的受益者范围更为广泛。
对医生来说，回扣直接来自药品企业和医用器械公司，红包则来自
患者。追根溯源，回扣与红包都来自于患者。二者皆是身在体制内的
医生将自己的职业权力进行转换而得到的经济利益。这种执业行为一
方面源于公立医院自负盈亏后的创收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医生深感自
己的劳动价值无法在现行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中得到正视的一种反应。
正如那位骨科主任所说：“医疗领域还存在回扣的问题。比如一个药，
生产成本 １０ 块钱，卖到医院就 １００ 块钱。但是中间的环节有多少？真
正到医生手里的回扣，到这个直接的执行者身上的回扣有多少？很少。
不是说没有，是有。那是因为没有提高医生的收入。”中间环节与医生
究竟获得多少回扣的问题，笔者在下一部分再行论述。此处这段话表
明，回扣是存在的，医生认为这是由于该群体自身的收入不高。这种结
论可能来自三方面的比较：其一是与其他行业的比较，其二是与自身工
作付出的比较，其三是与其他国家的同行比较。医生并未获得其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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