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5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的态度与当下截然相反。改革前，医院每个月只给主治医师 ３ 个 犡 光
检查的定额。倘若一个主治医师一个月内开出了全部检查名额，却没
有发现任何一个病人有问题，那么放射科主任会说：“这是什么大夫，怎
么看的病？”然而，现在医生的行为逻辑完全不同：看诊的大夫会很轻易
地对病人说，“你去拍个片子”。如果不积极开检查单，医生可能还会受
到科室和院方的责备，因为这样既不能给医院创造经济效益，也不能给
自己带来好处，甚至还会拖其他同事的“后腿”。 ２ 因此，改革前，医生不
被鼓励给病人做检查、化验，药品要尽量少开，手术也应该少做，所谓
“穷日子有穷日子的过法”；而改革后，“大夫给病人开检查单就不在乎
了”，医生的执业行为逻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们有了较大的积极性
给病人多开药、多做检查、多动手术，由此引发了诱导需求与过度医疗
的问题。
不过，医生的诱导需求与过度医疗绝不只是由于绩效工资的激励，
也来源于“非正式收入”的驱动。非正式收入主要是指在公立医院所提
供的基本工资和奖金之外，医生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收入，而这些收入
常常是灰色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根据多位被访者提供的信息和现有的
相关研究（ 犅犾狅狅犿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 犢犪狀 犵２００８ ； 犛狌狀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８ ），对部分
，
医生来说，正式收入只是其收入的一小部分，而真正的“大头”是非正式
收入，尤其是来自药品和医用耗材的回扣。
回扣是“医药销售收入中返还医院和包括医生在内的相关人员的
部分”（朱恒鹏， ２００７ ： ５９ ）。据相关研究（ 犅犾狅狅犿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朱恒鹏，
２００７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回扣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因为药品生产
厂家、药品销售企业和医药代表普遍使用“回扣”向医院和医生推销药
品。回扣与医生所开出的处方用药量挂钩，医用器械、耗材等也是如
此。据估算，回扣可以达到普通药品成本（医院买入价）的 ８％－１０％ ，
高档药品的 ３０％ （转引自 犅犾狅狅犿 ， 犲狋犪犾． ， ２００１ ： ３０ ）。据朱恒鹏（ ２００７ ：

２． 值得注意的是，追求经济利益只是医生过度检查的动机之一，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动机是为
了规避医疗风险、实现自我保护。若遇到医患纠纷，这些检查化验结果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证
据。 ２００２ 年 ４ 月 １ 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款
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倒置”使医生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很多检查
亦是由于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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