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2 - 《社会》2017年第2期

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

（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改革开放以后带进来的。……从
拿回扣开始，大夫猛然发现一块金子放在自己面前。就像我父
亲（亦是医生）一样，都是那样的。每个人都趋利，要看个人克
制得怎么样。大夫不能比行政领导，行政领导能贪污的地方太
多了。大夫最大的趋利行为就在医药回扣这一块。其他基本
就很少了。以前处方权是没有多大利润可言的。但是后来大
夫发现处方权有利润以后，他就敢冒险。这就跟资本主义一
样。要看利益有多大。利益越大，他就越敢冒险。……以前大
夫的日子和一般工人差不多，可能那时候工人比一般大夫还
好。这是我直观的印象。因为我从小在医院生活就知道。工
资、奖金都不高，刚好维持生活。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始
挣经济收入的时候，医生的春天也就来了。因为药品回扣一出
现，就开始出现那种利润。
综上所述，一方面，公立医院的医生拥有国家与社会所认可的职业权
力，且行医行为具有一定的龚断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是稀缺的公立医院医
疗资源的看门人。集两种权力于一身，使他们对上游厂商与下游患者具有
双向的支配地位。他们能够便捷地将这种行医权转化为经济利益，满足公
立医院自负盈亏的需要，同时也弥补了他们因为国家雇员身份而导致的较
低的合法收入。但讽刺的是，依附于公立医院的现实恰恰为他们的这种交
换行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将自身的处方权转换为经济利益的过程中，
医生滥用了临床自主性，其执业行为与职业伦理渐行渐远。

五、讨论：临床自主性滥用的后果及其治理

本研究表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非公立医疗机构并没有蓬勃发
展，公立医院仍然占据着医疗服务市场的垄断地位。但与此同时，公立
医院却经历了一种“畸形市场化”的改革过程，从而呈现一种怪异的“两
面性”：一方面，政府依然控制着医生这一职业，同时也对医疗服务的价
格继续实行严格管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是政府继续
掌控医疗资源的表现；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又被要求自负盈亏，政府对
公立医院的财政支持仅维持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这就是许多既有文
献中所谓的“市场化”或“商品化”。于是，对于身在其中而又不得脱身
的医生来说，他们一方面需承担来自组织的自负盈亏的压力，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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