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4 - 《社会》2017年第2期

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

在这种体制下，医生群体的不当行为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
的经济损失，但这种常态化的“不道德”的执业行为意味着医生滥用了
临床自主性。这也意味着，目前由国家所设定并施行的对医生行医的
社会控制机制大体上是失效的，甚至已经走向了其制度目标的反面，可
以说最终导致了“三输”的结果。首先，对医生这一职业群体来说，尽管
很多从业者依靠滥用临床自主性获得了经济收益，但却为此付出了惨
重的代价，包括整个职业群体公共形象受损、患者对其信任缺失甚至医
生的人身安全不断受到威胁。而且，既然医生个体的经济利益可以通
过此种方式获得满足，那么通过集体行动来维护整个职业群体的利益
就很难提上议事日程。换句话说，这种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断强
化着这一畸形体制，阻碍了对依附状态进行变革的过程。其次，对患者
来说，他们深切地感受着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
由国家的不当规管导致。国家将医生束缚在公立机构使人力资源不能
顺应市场需要进行有效配置，从而导致了看病难，而医生的诱导需求和
过度医疗行为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看病贵。患者最终将不满、埋怨、
愤恨甚至暴力都转向了直接面对他们的医生。最后，对政府来说，虽然
目前医生职业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缓冲器”的角色，但不得不说民众和
医生的不满情绪是对政府治理和社会稳定的一种潜在威胁。
事实上，当代中国的一些体制内职业可能面临着与医生类似的问
题。如公检法人员凭借司法权力与体制外进行利益交换，从而形成共生
（ 狊 狔 犿犫犻狅狊犻狊 ）关系（刘思达， ２０１１ ）；高校中的学术精英亦与体制外有类似的
互动。可以说，这是一些职业群体面临的共性问题，需要得到我们的正
视。这样的现实意味着我们的职业团体目前尚不能扮演涂尔干意义上
的中间团体的角色———有效整合个体、联结个体与国家（渠敬东， ２０１４ ）。
回到医学职业的社会控制这个理论议题。当代中国城市地区的医
疗卫生体制与医生职业的研究案例说明，国家出于向民众提供廉价可
靠的医疗服务的意图而对医生职业实施了看似强有力的控制，试图确
保医生的执业行为符合其所宣称的为病人利益服务的职业伦理。为
此，国家将医生职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即使在市场改革不断深化的
今天，依然维系着医生对公立医院的依附状态。这样看来，国家的确成
功地剥夺了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的法团自主性，使其无法就涉及自身工
作的社会经济条件讨价还价，而只能被动“接受”这些与工作有关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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