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17年第2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２

度安排。然而，国家似乎并没有能力管控医生的临床自主性与执业行
为，一方面，作为一个外行主体，国家同样面临着与医生职业的信息不
对称 问 题；另 一 方 面，国 家 缺 乏 足 够 强 大 的 “基 础 性 权 力”（冯 仕 政，
２０１１ ）以有效监管医生的执业行为，临床活动中大量的诱导需求、过度
医疗、红包、回扣等现象就反证了这一点。因而，国家看似能够单方面
安排医生职业的工作条款，使医生不得不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但事实
上，国家无法迫使医生按照国家意志提供医疗服务，医生在临床活动中
仍然保有自主性，只是他们加入了许多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已。正如托
克维尔（转引自林国明， １９９７ ： ４ ）所警告的，“独断的国家权力可能剥夺
被统治者对社群集体福利的责任感，鼓励个别行动者采取私人性的，以
自利观点出发的生存策略。这些私人的自利行为，由于没有公共力量
的节制与监督，可能导致社会生活领域中伦理性规范的破坏”。如此，
国家的干预与控制走向了其反面，医生群体并未如约行事，患者并未得
到廉价可靠的医疗服务，而国家的绩效合法性亦遭到破坏。
无疑，目前这种情况需要被尽快改变。国家无法有效监管医生的
执业行为，因而医生能够通过滥用临床自主性来弥补自身的经济损失。
法团自主性的丧失是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源。由此可见，重构医生这一
职业群体与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关系，赋予该职业法团自主性是国家应
该考虑的政治社会议程。法团自主性的获得至少可以给医生职业带来
两个积极的后果：其一，医生这一职业群体由此可能形成维护自身利益
的行业组织，代表广大医生更多地发声并参与到国家政策的制定当中，
逐渐改变当前一系列不合理的医疗卫生政策；其二，自治的行业协会的
组建可能形成自我规范（ 狊犲犾犳狉犲 犵 狌犾犪狋犻狅狀 ）的制度环境。这种自我规范
一方面是医生个体通过强化职业伦理而加强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则是
医生职业群体内部形成更为有力的同行评价与监督，再辅之以外行主
体的制约。
按照上述逻辑，本文似乎给读者这样的印象：只要国家放开控制，
医生滥用临床自主性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本文的确采取了制度解释
的视角，但并不认为制度变革能够解决所有问题。一个职业的发展需
要外部的制度依托，亦需要内在的精神支撑。职业道德规范的建立或
重建，同样是应对当下种种问题的必要措施，在医生的职业教育和执业
阶段都应该加强并内化职业规范与伦理教育（ 犅犾狌犿犲狀狋犺犪犾犪狀犱犎狊犻犪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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