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90 - 《社会》2017年第1期

传统的变革与个体的重构：鲁滨逊的出走、改造与重返

只止步于对背信弃义的担忧的纷乱中。是西班牙人对实际情况条分缕
析，为他找寻中介性的条件来提供现实化的基础。而今，鲁滨逊已能主
动找到关键的现实条件作为联结可以依赖的基础。
在初级联合的基础上，英国船长构成进一步联合的中介环节。他帮助
鲁滨逊辨别哗变群体的内部关系，根据人格和性格有区别地对待投降者。
他不愿将哗变参与者全都杀掉，也没有利用强力强迫所有人形成更大的权
能，而是不断将悔过者纳入原初的正当秩序中，后者经过他的保举和自身
的立誓而成为团体成员。在英国船长的道德人格的影响下，鲁滨逊对于以
阿特金斯为首的英国恶棍采取谈判（ 犘犪狉犾犲 狔 ）的态度。但困难恰恰在于，人
如何能放下武器，将自由交托给他人？笛福称鲁滨逊为 犌狅狏犲狉狀狅狌狉 ，其中之
意即使之作为超越双方的仲裁者而存在。不过， 犌狅狏犲狉狀狅狌狉 更本质的意思
是自然社会的治理者，其所具有的权威更多是道德教化意义上的。正如洛
克所言，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
基础的。理性能教导他了解他用以支配自己行动的法律，并使他指导他对
自己的自由意志听从到什么程度。当人未达到认识并遵守法律的理性程
度，他就绝不能成为一个自由人，也绝不能让他依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
时候，治理者的理性将成为他的理性，为他谋求他的福利，避免他沦为野兽
状态。这些英国恶棍目光短浅，完全受任意的激情支配，不具有指导自身
的理解力，因而远远低于人所处的状态。鲁滨逊没有诉诸严格的法律处置
他们，而是给他们活路，根据他们各自的罪的情况，为他们指明不同的救赎
道路。因为他感受到人性本身的软弱性，以及自然中更高的仁慈与公道。
这些人如同当初的自己，在神意的安排下抛置孤岛，需要在自然中经历复
杂的个体道德成长过程。在这个治理的过程中，鲁滨逊成为神意的工具，
也获得了其道德人格的确定性。
可见，无论是一个家，还是一艘船，都包含某种治理性的道德关系。
恰恰是这些新兴的经济性或社会性的团体，构成自然社会的中介，将私
人个体联结在一起。笛福并不认为，孤独的主观个体可以通过法权而
直接构成社会。他指出，法律条文往往毁掉交往双方的诚实。社会的

（接上页）因而是不审慎的。当鲁滨逊拒绝并坚定提出两个合情合理的条件时，他表示“这点
条件是再合情合理不过了，他非但完全同意，而且认为我是他的救命恩人，只要他在世一天，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个恩德是永志不忘的（ 犪犮犽狀狅狑犾犲犱 犵 犲 ）”（ 犇犲犳狅犲 ， １９８８ ： １９９ ）。换言之，正
如上文所述，对自由人的搭救并不带来从属关系，而 仅 仅 是 一 种 人 格 平 等 之 上 的 对 恩 德 的
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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