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社会》2017年第1期

历史个体与普遍历史

是徒劳的，因为历史上的民族和时代同样是具有特殊性的个体。以一
个特殊的时代为标准去寻找其他同样特殊的时代与它的共性，必然是
缘木求鱼，也必然会贬低其他一切时代。对于这种只诉诸“干枯冰冷的
理性”，不顾历史事实的做法，赫尔德极为愤懑。
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只是想象的产物，是建立在对极端暴力事件
的拣选基础之上的，人们以此来证明东方人怕死。而这些事件往往发
生在帝国的衰落阶段，只有在帝国最后的挣扎中才会诉诸这种手段。
他认为孟德斯鸠把这种政体的驱动力描述为恐惧，正是从狭隘的政治
维度出发凭空想象出来的，实际的历史状况并非如此。族长的统治，靠
的并非用专制来制造恐惧，而是他“帐内的尊敬、榜样和权威”。他雄辩
地证明，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并非现代欧洲人基于自身处境所想象的，
那种与宪法保障的自由相对的恐怖专制主义，而是一种融尊敬与服从
于一体的温和的父权制。父权制是东方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自然形
成的，这些条件包括居住形式、风俗习惯、外部环境等，符合他们的自然
秉性。或者说，父权制本身就是东方民族之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德把东方视为人类幼年时期的黄金时代。
赫尔德不仅认识到父权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他
还注意到东方的宗教也是如此。长者、父亲、王获得上帝之代表的地位
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人们在服从父亲的意志、遵从古老习俗、恭敬地服
从在上者的命令时，带着某种孩子般的宗教情感。现代欧洲人按照自
己的精神和情感，把古代东方宗教想象成骗子和恶棍，完全是因为从现
代欧洲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宗教情感是可耻的、有害的。但他们却没看
到，那个时代、那片土地和那时人类的发展水平，与现代欧洲完全不同。
故此他猛烈抨击启蒙思想家用现代欧洲人的标准，把作为人类幼年时
期的东方，变成了“世界上最荒谬的东西：一个三岁老人（ 犪狀狅犾犱犿犪狀狅犳
狋犺狉犲犲狔 犲犪狉狊 ）”（ 犎犲狉犱犲狉 ， ２００４ ： １１ ）。此类对启蒙哲学家的讽刺挖苦在赫
尔德那里俯拾皆是。
“厚今薄古”的线性进步论者把古代和现代视为文明与野蛮的对
立，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没有把每个时代作为一个整体的个体，而
是把它们割裂成孤立的部分，然后以现代欧洲人的标准（特别是启蒙理
性），去比照这些孤立的部分，寻找与现代人的标准相近的那些部分（即
寻找共性）。然后根据这些拣选出来的部分与现代标准的差别大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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