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82 - 《社会》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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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神之争的再阐释：一个社会学的结构视角
这种差异指向宗教价值合理性的结构。对此，伯格在放弃世俗化范式
时同样提到两点例外，一是将世俗化范式从美国例外论转向欧洲例外
论，另一例外即世界范围内的人文主义文化精英的存在， １３ 在涉及 １１
个国家的一项关于基本哲学和道德问题的所谓“规范性冲突”的调研
中，伯格（ 犅犲狉 犵 犲狉 ， １９９７ ： ９７４ ）发现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精英文化和大众
之间的冲突，而将以宗教作为形式的大众运动视为对世俗化精英的怨
恨和抗议。如上所述，泰勒同样在捍卫基督教价值合理性的同时不得
不面对世俗人文主义的价值诉求，因而致力于二者的相互调和。如果
我们接受启蒙理性主义传统旨在培养世俗人文主义者而未能深入到大
众的观点，我们就必须追问宗教的意义和功能在怎样的政治经济结构
下发生分化，大众与精英的宗教差异在更深的层面反映了宗教价值理
性化的复杂后果。
（四）价值理性的导向性
宗教市场论将一神教系统的工具理性扩张称为理性的胜利。这一
工具理性基本表现为多样化的教派动员大众参与，通过相互竞争保持
宗教活力，借此完成主导社会价值的基督教化。市场论者认为无论是
宗教的类型还是其价值导向均建立在一神论系统之内，非但指责启蒙
理性对多元宗教价值理性的比较研究为非理性范式，还将整个其他宗
教系统视为非理性文化。韦伯关于世界各大宗教比较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于，一方面凸显了新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的理性化特色，另一方面试
图证明西方伦理理性化开启了普遍历史进程。而斯达克试图经验性地
证明其他文化缺乏这种理性化和正当性，基督教价值观及其工具理性
扩张代表理性的胜利，他对韦伯的批判意在证明基督教自古就预示了
西方文化的理性化，以此论证神人关系的价值合理性。宗教市场论突
出宗教的社会性也表现为强调一神教的普遍合理性，坚持按照这种框
架解释全球范围内的宗教复兴。斯达克（ 犛狋犪狉犽 ， ２００５ ： ２３５ ）认为基督教
主导时期理性成为社会主流，任何非西方文化都必须通过基督教的洗
１３． 围绕宗教市场论人们往往强调伯格放弃世俗化理论与其逆世俗化范式的相应之处，却未
曾注意到伯格所保留的意见。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回避这一问题就完全忽
视了伯格在进行理论建构时所忧虑的韦伯的“诸神之争”的意义内涵。恰恰在伯格忽视各种
亚社会群体积极展开社会工程的工具理性的有效性时，有理性结构的危机成为他理解世界范
围内文化精英世俗性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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