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5 - 《社会》2017年第1期

社会· ２０１７ · １

要以一种现象学的态度来审视自身：确定性的知识何在？
现代性的疯人院对于癫狂的囚禁，其特点在于：“用被禁闭了的责
任苦恼”，取代了“自由自在的癫狂恐怖”；灌输悔罪感的训诫制度的出
现，非但不能使非理性获得解放，反而使癫狂长期受到控制———被化作
“我们的良心之城”，因为“语言作为真理或道德的表述，与肉体有直接
关系”（福柯， １９９９ ： １６８ ）。在这里，福柯的社会现象学特征已经十分明
显，他要求“公正地”对待弗洛伊德，因为弗洛伊德的工作体现出一种回
归（ 狉犲 犵 狉犲狊狊犻狅狀 ）或者说还原的性质，通过对于弗洛伊德之工作的还原性
分析，福柯判断说：
弗洛伊德则回到疯癫的语言层面，重建了因实证主义的
压制而沉寂的一种体验的一个基本因素。他没有对疯癫的心
理疗法做任何重大补充。他在医学思想中恢复了与非理性对
话的可能性。最具有“心理学性质”的疗法如此之快就遇到了
它的反题以及对其结构的确认，对此我们无须惊讶，因为精神
分析涉及的并不是心理学，而是一种非理性体验，这种非理性
体验恰恰 是 在 现 代 世 界 中 心 理 学 的 意 义 一 直 加 以 掩 盖 的。
（福柯， １９９９ ： １８１ ）
在此，福柯的工作表明，我们上述关于现象学社会学的提问可以落
实在具体研究之中：现象学可以拓展进入非理性领域的研究吗？在福
柯的研究中，这是我们得以理解现代人的关键问题，因为现代性的兴起
所展现出来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在 １８ 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
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
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
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在人与自己的情感、与时间、与他者的关系都
发生了变化的环境里，疯癫有可能发生了，因为在人的生活及发展中一
切都是与自然本性的一种决裂。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
始堕落，而是属于一种新秩序”（福柯， １９９９ ： ２０３ ）。图克与毕奈尔的工
作已经表明了这一新秩序。与此相应，在福柯眼中，忏悔的义务“是基
督教遗赠给现代社会最有害的遗产之一”（米勒， ２００５ ： ４９８ ）。疯癫状态
代表了一种未成年状态，并由此被安置在了未成年状态所赢得的一切
现代其他状态之中：它没有理性的自治能力，当然也就没有了一切现代
人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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