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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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７ · １
尽管到 １８７０ 年普选权已经开始具有实际意义（女性则到 １９４４ 年），但
国家和雇主依然拒绝承认工会作为合法的谈判代表的角色，客观上促
进了工联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在工联主义之外，还存在经济主义、互
惠主义、社会民主、马克思主义等思想派系与组织行动，它们与不同的
党派和国家精英结合，削弱了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的内聚力，因而被称
为竞争性社会主义的政治（曼， ２００７ ： ７３９ ；李普塞特， ２０１１ ： ２４５ ）。与法
国相比，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开展较晚，但
在社会权利方面走得更远。这些国家的社会斗争尽管带有强烈的阶级
意味，但更多受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斗争往往走向维持共同协商
的合作主义：雇主协会与工会同意和平谈判，工人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
相互支持与合作，可以归入曼所说的改良主义的合作主义类型。
德国在现代化早期属于威权专制主义的类型，形成了所谓负面接
纳的政治和阶级关系格局。国家统治者（君主、贵族和教会）在意愿上
拒绝给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公民权利，但又不得不实现政治制度的
现代化以提升其统治能力和大国地位。德国提供的方案是相当程度的
公民权利（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的共识）、受限的政治权利
（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实行“消极”整合）以及最低限度的社会权利
（区别对待的家长制）的独特混合物。俾斯麦根据实际情况对不同力量
分而治之，将其吸收、压制或抛弃，以此将各个群体和阶级组织整合进
国家。资产阶级被削弱，工人阶级则由于公民权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
而被迫为选举权、组织政党和工会权进行复杂激烈的斗争（曼，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李普塞特， ２０１１ ： ２５０－２５２ ）。之后，纳粹德国采取法西斯主义统
治策略，塑造出了完全陌生的阶级关系状态。其策略是不给予公民权
利和相应的政治权利，但在社会权利上却走得最远：一方面将充分就业
政策与公共事业规划以及重整军备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军国主义攫
取经济利润，削弱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同时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组
织与行动进行压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国家和军事机器的威压下
开始蜇伏。
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是否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公民身份策略的确会
导致相应的阶级关系和工人阶级状态。国家中心论提出的这些影响阶
级关系的具体路径，对于理解当代国家及其阶级状况仍相当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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