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22 - 《社会》2017年第1期

工人、资本与国家：理解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视角

究可能低估了国家解决矛盾的意识、能力、特征和效应。
华尔德发现中国社会主义工厂中实际上存在着各种冲突与矛盾，
虽然他也注意到国家为了避免与工人发生矛盾，所安排的经济体制与
工厂体制对工人相对有利， １３ 但是并不特别注意国家努力消解工人阶
级与国家、工人阶级与管理阶层的矛盾，这也是所谓“新传统”的特别重
要的有机构成。实际上，国家不但意识到了存在的矛盾及其危险性，而
且采取了一整套保持工人阶级与国家的纽带关系的调节办法。调节措
施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 １ ）国家通过宪法和意识形态宣传明确肯定工
人阶级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政治地位。如果这种地位宣示配合单位制
一类的工厂制度，工人阶级通常会产生的一种印象或认知：国家是好
的，如果有问题，也是工厂的具体问题或被委派来代表国家管理工厂的
具体干部的问题；其特征是布洛维所说的企业内部国家与国家整体被
加以区分，工人日常的不满被隔离在企业内部（布若威， ２００８ ： １９ ）。（ ２ ）
推行生产中的工人民主。客观上，旧式工厂中的工人一旦转入新的现
代大型工厂，面对经理管理生产的模式后，就对生产过程失去了控制
权。但是，国家通常会采取其他制度和实践去冲抵工人控制权的下降。
例如，除了广泛推行职代会、工会制度作为联系国家与工人的桥梁，也
作为工人阶级管理企业的渠道（李锦峰， ２０１３ ： ２２６－２２８ ），还强调各种
车间民主的措施和实践，且这通常是国家对工厂的政治要求和管理要

（接上页）界定为更多地与依附、顺从、任人唯亲等现象相关联，而现代则是与独立、契约、平等
一类的观念相联系；新传统因此也不同于“现代工业中的权力关系最常见的特点，包括相对的
非个人化、工人在政治与经济上相对不受经理人员的控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尖锐的集团之间的
冲突、讨价还价、订立契约合同，还有对于顶头上司的个人裁决权力的相对严格的限制，等等”
（ 华尔德， １９９６ ： １１ ）。也许可以借用布洛维的概念，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某种“内
部国家”控制，即在企业层面、企业内部处理阶级斗争的组织、制度和过程（布若威， ２００８ ： １０９
－１２１ ）。
１３． 华尔德承认国家“既有力量为工业的高速发展筹集资金、调动资源，也能设法在经济发展
的中期阶段便为人民提供广泛的社会福利，还能做到加强国家的军备力量。与此同时，它们
在自己的国家里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这一系列的发展和变化过程中，这类政权
有意无意地在劳工关系的历史上开创了一种极为特殊的传统”。华尔德（ １９９６ ： ３５－３６ ）等人
在理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工厂企业运营的三个特征，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工厂不通
过市场、社会和政府而是直接给本企业工人分配福利和消费品、以及工厂同时充当政治机构
时，还肯定了前两个特征产生的劳动力管理模式（例如，不以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成本核算
方式运行，部分产品是供给其他企业，主要考虑的是资源约束而不是需求约束）对工人有特殊
保障作用，有利于扩大雇佣工人和保障工人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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