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2 - 《社会》2016年第6期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区分，或者说是第一自然状态与经过自然法权训育之后的第二自然状
态之间的区分。如果与通过契约建立利维坦相比，这两个阶段在根本
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无法保证个体克服内在的疑惧而与他人迈入共同
的生活交往，但若仅就这两个阶段而言，自然法权阶段对人性的训育仍
然值得重视，因为它使恐惧本身变得理性化了。尽管理性化的恐惧关
系并不是一种能够存养人性的共同生活，但它和第一阶段纯粹的观念
论战争状态相比，终究多了一些内容并开始扩展为彼此之间的纽带。
不止于此，更需讨论的问题是，当我们说霍布斯自然法权构建的道
德空间缺乏一种能够存养人性的生活方式时，对霍布斯来说意味着什
么。换句话说，如果那种存养人性的生活方式本来就不是霍布斯打算
塑造的，那么，上述说法除了能够让我们看到霍布斯与古代作家相比所
具有的深刻现代性之外，对于我们理解霍布斯本身而言是否还有更多
的意义？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回到霍布斯用来理解自然状态的原初
模型或“样板”是什么。该书对自然状态的表述中有相互对峙的两个方
面：一是，自然状态的竞争和恐惧源自个体内在的社会“经验”，因为拆
解的只是那种使共同的生活世界成为可能的“人为权力”，却保留了每
个人对原有生活世界的观念认识，就像拆卸下来的零件虽然散落一地，
但它们又都保留着对原有机器“幽灵般的记忆”（李猛， ２０１５ ： １１５ ）；二
是，每个个体像齿轮和零件一样，要在拆解之后重新被利维坦“安装”在
一起。但是，根据卢梭的深刻洞察，霍布斯用来刻画战争状态的经验原
型既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机器（零件）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而
是两者的合一形态———人为创造出来的政治体，一种具有灵魂的机器；
因为“正是在人为的国家人格之间才存在着永无休止的战争状态，它们
是‘人为的’，因而它们的生命和力量就完全是相对性的，它需要不停地
与对手进行比较才能对自身有所认识”（张国旺， ２０１２ ）。人似乎是没有
什么本性的，有的只是社会经验所带来的恐惧，彼此都是带着面具的机
器，深不可测。但是，如果霍布斯理解人与人自然关系的样板是“人为
的政治机器”，那么，这恰恰意味着霍布斯眼里的人已经没有自然成长
和成全意义上的人性，而仅仅是某种具有无限观念的机器。这个“去人
性化”的前提决定了他的自然状态不仅在根本上不以存养人性为目的，
而且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人性本身的存在。就此而言，更需要进一步考
察的，一方面是这种“幽灵般的记忆”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为什么它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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