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57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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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２０１６ · ６
霍布斯自然法论述的人都会同意，消除正当恐惧的是共同权力的建立，
而不是任何一条自然法的道德性，因而共同权力的规范性是在建国契
约中瞬间生成的，“原初契约的规范性既不先于自身，也不在建国行为
之后，而是与共同权力一同诞生”（李猛， ２０１５ ： ３９８ ）。就契约形式的分
析而言，这没有错，但建国契约能够真正在人们的订约行动中落实下
来，并不能仅仅用契约本身来解释，而要回到缔结建国契约之前自然状
态中的诸个体所处的人性状态。事实上，当李猛将先行履约人称为“努
力寻求和平的人”时，他已经隐含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努力寻求和
平”恰恰是自然法权阶段在个体身上所造就的最重要的人性成果。
不止于此，对契约动力机制的忽视同样反映在该书在分析理性与
激情时的失衡上。在第一自然状态论述的结尾，霍布斯（ １９９７ ： ９６ ）明确
把脱离自然状态的动力分为两个方面———“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
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这一结构同样适用于自然法权主导
的第二自然状态。因而，在通过建国契约走出第二自然状态时，契约本
身属于理性能力的建构，而人们之所以愿意去建构契约则属于人之激
情的层面。就此而言，该书对“原初契约”的讨论，无论是相互订约与自
由赠予的区分，还是先行履约人问题的处理，都是集中在前一个方面，
而忽视了后一个方面的内在位置。事实上，这一失衡在中篇“假设的自
然法”的讨论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在那里，李猛（ ２０１５ ： ２９４ ）更多强调的
是，“各项专门自然法就是要从人的自然权利的运用中系统减少、甚至
排除导致普遍敌意的因素”，但却没有对由此带来的在人性上的训育作
用给予足够的重视。也就是说，自然法权对普遍敌意的减少只是其人
性训育作用的一个方面，它使得孤独个体原本暴烈的激情变得理性化
了，但同时，这种理性化的激情恰恰为建国契约铺就了人性的基础，并
提供了契约得以推进的人性的动力。严格说来，上述失衡并非源于文
本理解，而是由于作者对“国家共同权力的规范性”这一问题的强烈关
注，为了论证其规范性是在原初契约建立的那一瞬间横空出世般产生
的，作者甚至不惜把自然法权阶段与缔约阶段断然分为两截，在把自然
法的道德性挡在门外的同时，也将自然法造就的人性成果挡在了门外。
因而，尽管我们同意，国家共同权力的规范性绝对不来自于自然法的道
德性，但与规范性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自然法为缔约阶段所提供的人性
前提和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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