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 - 《社会》2016年第6期

自然法的古今之变

被刺之后，布鲁特斯和凯希乌斯违反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程序发兵征
讨“专制余孽”多拉贝拉（ 犇狅犾犪犫犲犾犾犪 ）的军队，西塞罗为他们辩护道：“朱
庇特已谕示：所有旨在确保共和国安全的手段都是合法的和正当的。
因为法律（ 犾犲狓 ）不外乎是来自于诸神的正确理性（ 狉犪狋犻狅 ），它命令人们行
正直之事，并禁止相反的事情”（ 犆犻犮犲狉狅 ， １９２６ ： １１．２８ ）。对此，在我们
看来，所谓“正直之事”，就是西塞罗所代表的元老院势力认为正确的事
情。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共和卫士可以采取非常手段，不必受法律形式
的约束，而只需在事后向元老院和“人民”做个交代。当政治哲学遇到
政治实践的时候，学理和原则让位于利益和情势考量、理性让位于政治
决断是必然的。对此，西塞罗本人有一套完备的说法。他强调公民和
政治领袖在自然法实践化中的不同角色。一方面，他认为“法律是……
慎行者的心 智 和 理 性，是 衡 量 正 义 与不 义的标 准”（ 犆犻犮犲狉狅 ， １９２８ ， 犇犲
犔犲 犵 犻犫狌狊 ： 犐 ： １９ ）。在法律秩序正常运转的和平时期，法律与一般有德公
民的行为尺度和判断标准相差不远。但在法律秩序被破坏的时期，比
如凯撒乱政时期，“ 犾犻犫犲狉狋犪狊犻狀犾犲 犵 犻犫狌狊犮狅狀狊犻狊狋犻狋 ”（法律是公民权利的
保障）这一原则被迫屈从于凯撒的仁慈（ 犮犾犲犿犲狀狋犻犪 ）（ 犆犻犮犲狉狅 ， １８９３ ）。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恢复共和宪政和法律秩序，就需要有杰出的政治领袖
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这种英雄人物以公共利益为考量，以恢复合乎自
然的共和秩序为目的，成则光复共和、还民自由，败则彪炳史册、激励
后人。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西塞罗，这些古典思想家们都认为人是政
治动物，政治性是人性的一部分，人只有在城邦或国家中才能实现人性
的至善。他们同时也看到现实的人和现实的政治都不是完美的，但这
种不完美并不能否定完美的政治和人性意式（ 犻犱犲犪 ）之存在，毕竟这些
都是人类的理性可以企及的。他们都发展出相应的政治哲学来阐释如
何在不完美的现实政治中培育人性，维持可改善的人性赖以通过教养
来趋向完美的秩序与和谐。西塞罗尤其清楚地看到，若既定的法律秩
序遭到破坏和颠覆，社会陷入动荡，则人性中恶的因素就会喷涌而出，
因此要采取非常手段维持国家的内部安定和外部和平。这些都与现代
政治思想中主流观念完全不同。
当然，在后来的基督教经院哲学中，也有试图借助古希腊哲学来阐
释圣经、从而为人的现世生活确立意义和尺度的努力，比如托马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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