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3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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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价、可以从自身家庭背景中获得的资源、伴随教育选择而产生的直
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 犞犪狀犱犲犠犲狉犳犺狅狉狊狋 ， ２００２ ）。因此，与来自高社会
经济地位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追求高等教
育的动力更弱，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学历对于他们维持阶层位置并
非是必要的（ 犎狅犾犿犪狀犱犑犪犲 犵 犲狉 ， ２００８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父母没有大
学学历的年轻人来说，维持阶层位置或避免向下流动的最佳选择可能
是尽快参加工作，而非在学校中继续学业（李忠路， ２０１６ ）。
中国高等教育在扩招之前处于精英主义阶段，规模较小。教育扩
招虽然在短期内带来了大量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由于社会上层
受制于以往高等教育的规模，在高等教育机会上远没有达到饱和，因
此，这些新增加的机会将主要被他们而非社会下层获得。同时，伴随着
教育扩招，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开始推行，家庭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成
本分担的主体，这势必会对弱势阶层的高等教育决策产生影响。所以，
本研究认为，教育扩招虽然为社会大众带来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
会，但可能不会降低教育机会的阶层差异，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依然持
续。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１ ：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不成立，教育扩招没有显著改善教
育机会不均等的状况。
（三）教育扩招对教育回报的影响
基于“信号筛选理论”（ 犃狉狉狅狑 ， １９７３ ； 犛 狆 犲狀犮犲 ， １９７３ ；李 锋亮， ２００９ ）
的“地位竞争理论”认为，教育扩招会降低高等教育的相对社会经济地
位回报。因为当教育只是扮演信号和筛选的角色时，对于竞争者而言，
社会位置的高低不是由绝对教育水平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相对教育水
平。因此，教育扩招在急剧增加了高等教育获得者数量的同时，也会降
低高等教育的区分度，使其在雇主那里的信号功能降低，从而导致高等
教育社会经济回报的下降，并且，持续的教育扩招会导致“文凭膨胀”
（ 柯林斯， １９９８ ），进一步加剧高等教育文凭贬值。
对于教育整体回报的变化趋势，社会学中的“现代化理论”和经济
学中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假设”（ 狊犽犻犾犾犫犻犪狊犲犱
狋犲犮犺狀狅犾狅 犵 犻犮犪犾犮犺犪狀 犵 犲犺 狔狆 狅狋犺犲狊犻狊 ）都持乐观态度。“现代 化理论”认为，
随着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工业化和教育扩招，教育等后致性因素将越
来越成为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而家庭出身等先赋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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