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5 - 《社会》2016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６

“信号筛选理论”暗示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可能并不存在。
按照“信号筛选理论”的逻辑，在教育扩招后，家庭背景对社会经济
地位的影响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教育是雇
主识别求职者潜在能力的一种标志，求职者向雇主传递信号，雇主依据
信号筛选其认为能力更高的求职者。从雇主的角度来讲，教育只是一
种信号，除此之外，还有性别、家庭背景等其他诸多标识。当教育扩招
使大学生人数大量增加时，教育的信号功能可能会降低，而教育区分度
的降低将使雇主无法单纯依靠这一信号筛选出合适的求职者，进而会
寻求其他信号，从而为家庭背景等因素的作用发挥创造空间。当然，雇
主也有可能追求教育外的其他指标，诸如人际交往能力、沟通能力或团
队合作能力等，但这些能力往往也更容易被优势阶层出身的子女所拥
有（ 犐犪狀狀犲犾犾犻 ， ２０１１ ）。反之，从求职者的角度来看，在教育扩招使得地位
竞争变得激烈的时候，求职者为了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和在社会位置上
谋取优势，也会积极地向雇主传递其家庭背景的“标识”，抑或直接利用
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中占据优势。实际上，正如戈德索普（ 犌狅犾犱狋犺狅狉 狆 犲 ，
２０１４ ）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决定性证据支持家庭背景与社会经济地位
之间的关联存在普遍弱化的趋势。有研究甚至发现，在研究生群体中，
家庭背景效应依然存在（ 犜狅狉犮犺犲 ， ２０１１ ）。
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劳动力市场尚未建立完善的竞争机制，这客
观上为家庭背景发挥作用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在子代竞争流动机会的
表面现象下，很可能是家庭资源禀赋的竞争。教育扩招使高等教育群
体同样面临这一问题，比如，在对大学毕业生颇具吸引力的国有部门
中，虽然有明确的学历或文凭要求，但它很可能只是起“门槛”作用。因
为在教育扩招使具备这种资格的人有很多的情况下，真正决定个人能
否最终获得这一位置的可能是诸如父亲的权力资源、社会关系等家庭
背景因素。高等教育是帮助社会成员进行社会流动的重要机制而不是
唯一机制，教育扩招背景下的高等教育的社会选择功能将依然呈现明
显的地位再生产趋势（吴坚， ２０１２ ）。另外，有关研究表明，家庭背景依
然是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结果的重要因素（岳昌君、杨中超， ２０１２ ；邓
峰、孙百才， ２０１４ ）。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假设 ３ ：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不成立，与非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
相比，家庭背景依然是影响高等教育文凭获得者的初职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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