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92 - 《社会》2016年第6期

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如果存在家庭背景、教育水平和初职社会经济地位三者之间的关联，并
且 犗犇 关联程度在高等教育获得者中变弱，那么，当教育扩招增加了总
人口中高等教育获得者的数量时，这种结构性变化将会导致家庭背景
与初职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整体关联程度下降。之所以这样说，是因
为总人口中包含了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这些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获得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微弱，所以整体来看，家庭背景与初职社会经济
地位之间的平均关联程度就会下降（ 犅狉犲犲狀 ， ２０１０ ； 犘犳犲犳犳犲狉犪狀犱犎犲狉狋犲犾 ， ２０１５ ）。

图 ３ ：教育扩招的结构化效应路径图
（二）教育扩招的平等化效应
家庭背景对教育的影响实际上是教育机会均等问题。“最大化维
持不平等理论”认为，教育扩招创造的新的教育机会通常被拥有经济、
文化和社会等资源优势的社会上层的子女占据，只有当社会上层在某
一级别的教育中达到饱和时，这一级别的教育不平等程度才会下降，否
则，教育不平等就会维持下去（ 犚犪犳狋犲狉 狔犪狀犱犎狅狌狋 ， １９９３ ）。“有效维持不
平等理论”则强调，即使社会上层在高等教育中达到饱和，不平等现象
依然不会消失，而是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维持，即由数量上的优势转化
为质量上的优势。比如，与社会下层相比，社会上层争取到更多的教育
机会将主要集中在价值较高的教育水平或者精英大学而不是价值较低
的教育水平或者非精英大学（ 犔狌犮犪狊 ， ２００１ ）。
如果说上述两种观点是从客观上说明教育扩招的最终受益者不可
能是弱势阶层的话，那么教育不平等的“理性行为理论”则从主观上提
醒我们弱势阶层“不愿意”去接受更多的教育。该理论假定教育被视为
不同阶层流动策略的一部分，不管出身如何，人们都有“相对风险规避”
（ 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狉犻狊犽犪狏犲狉狊犻狅狀 ）的倾向，与如何实现向上流动相比，他们更关心
如何避免向下流动（ 犅狉犲犲狀犪狀犱犌狅犾犱狋犺狅狉 狆 犲 ， １９９７ ）。另外，不同家庭出
身的子女对教育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的认识存在差异，从而导致他们的
教育激励和理想抱负不一致，其中，风险或成本包括成功的概率、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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