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5 - 《社会》201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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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对于法律职业的内部结构以及律师事务所的内部分层做了细致的分
析,指出法律职业本身已然成为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的附庸(米尔斯,
2006 : 94-100 )。帕森斯还对米尔斯关于教育的功能的看法提出质疑。
对于教育,米尔斯曾经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辛辣地写道,“教育的普
及造就的只是民族主义者和技术白痴”(米尔斯, 2005 : 183 )。而早在其
关于实用主义的博士论文中(其正式出版后的副标题正是“美国的高等
教育”),秉承詹姆斯等人对于“高等学究主义”( 犺犻 犵 犺犲狉犪犮犪犱犲犿犻犮犻狊犿 )的
批评,他曾对哲学研究自 1860 年代以来如何在美国大学中被职业化的
过程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与米尔斯的批判态度相反,帕森斯关于 19 世
纪末以来美国“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大学通识教育对于获
得跨种族和跨地方性的“公民资格”具有重要意义,而后者则是“社会共
同体”整合的基础之一(参见赵立玮, 2009 )。 5
正是出于对社会整合的强调,使得帕森斯对米尔斯关于“大众社
会”的分析“极端怀疑”。但是,二者对民主在美国的命运的关怀却是一
致的。只不过帕森斯过于强调社会整合的面向,因此也往往被人们认
为是一种“现代化理论”或“结构功能主义”的乐观(赵刚, 2000 )。而米
尔斯则秉持对大众社会的“民主批评”(闻翔, 2012 : 12 ),因而在他笔下
呈现的是色彩更加灰暗的一幅图景。当帕森斯在“社会共同体”的意义
上强调“中间组织”或“志愿团体”的重要性时,米尔斯却对“人”的问题,
或者说韦伯( 2010 : 37 )所谓“社会担纲者”的问题更加关心。在“社会
分层三部曲”中,米尔斯发现,无论是工会领袖、白领阶级还是权力精
英,无一能够承担起这样一个担纲者的角色。因此,他最终回到“地方”
来寻求重塑民主精神的动力来源和民情基础。
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两人在观察社会的理路和视角上所存在的
差异。如果说帕森斯循着涂尔干的思路,主要从“法团”的视角来理解
“社会”,那么,米尔斯对于“社会”的观察则是从“地方”的视角出发。在
后来构成了《白领》主要经验素材的一项田野调查中,米尔斯和他的同
事对 6 个美国小城市进行了比较( 犕犻犾犾狊 , 1946 )。这项调查讨论的一个
核心问 题 即 经 济 权 力 的 集 中 化 如 何 影 响 了 地 方 的 公 民 结 构 ( 犮犻狏犻犾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 )及其居民的公共福利( 犮犻狏犻犾狑犲犾犳犪狉犲 )?结果发现,越是在大
5. 教育社会学家诺曼·伯恩鲍姆( 犅犻狉狀犫犪狌犿 , 2009 )曾回忆起 1952 年春天他抱 着 刚 出 版 的
《白领》经过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大楼,在台阶上碰到了帕森斯的情形:后者从他手里拿过《白
领》,径直翻到书中对大学教授的分析,说他完全不能同意米尔斯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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