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0 - 《社会》2016年第6期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

体，在米尔斯的社会理论中，都被一一否定了（ 犎犪 狔 犱犲狀 ， ２００６ ： ７６ ）。
（一）米尔斯 狏狊． 贝尔
在那封著名的《给新左派的信》中，米尔斯曾指名批评贝尔的“意识
形态终结论”（ 犕犻犾犾狊 ， １９６０ ），而 后者则 以“庸 俗社会 学”来回击米尔 斯
（ 犅犲犾犾 ， １９６０ ），且曾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给予恶评（ 犅犲犾犾 ， １９５８ ）。但其
实米尔斯和贝尔一度非常亲密，两人曾一起办过杂志，且都曾是“纽约
文人”圈中志同道合的朋友。由于两人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社会
学教席，一些学者甚至将他们一起视为所谓文学与社会批评的“哥伦比
亚学派”的重要成员（ 犅犲狉 犵 犲狉狊犲狀 ， ２００２ ）。但两人在 １９５０ 年代最终分道
扬镳。有趣的是，米尔斯与贝尔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殊途同归的：
米尔斯最终以“社会学的想像力”名世，而贝尔则以“意识形态的终结”
名世（虽然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原创），即两人的一生治学和思考在很
大程度上都被一个简单化的标签所覆盖了，而难以得到真正深入、透彻
的理解和认识。
米尔斯与贝尔各有关于美国社会的系列研究出版。米尔斯的系列
主要是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 １９４８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
级》（ １９５１ ）和《权力精英》（ １９５６ ）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而贝尔
的系列是由《意识形态的终结》（ １９６０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１９７３ ）和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１９７６ ）所组成的“后工业社会三部曲”。在同时代
的社会学家中，米尔斯和贝尔两人分别对 ２０ 世纪美国社会所做出的诊
断可能是最强有力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米尔斯和贝尔都注意到美国社会在 ２０ 世纪初以来所发生的剧烈
变动。贝尔将 １９１０－１９３０ 年视为统一的美国国家经济的形成时期，罗
斯福新政正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国家经济体系而出现的新的政治组织
形式（贝尔， １９９２ ： ２４５－２５０ ）。而在二战之后的 ２５ 年里，美国社会更进
一步地成为一个都市社会、民族社会和群体社会，华盛顿成为权力中
心。在贝尔看来，这意味着美国由一个托克维尔笔下的“乡镇共和国”
变成一个帝国，贝尔尤其关注帝国的治理给现实政治和社会运作所带
来的巨大改变，并深刻分析了民主制度和帝国角色之间的张力（贝尔，
１９９２ ： ２５４ ）。在此基础上，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做了细致入微
的揭示，这也是贝尔的社会理论中最具特色的地方。贝尔指出，在后工
业社会中，所谓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指的是新的消费和享乐文化与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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