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2 - 《社会》2016年第6期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

去的记忆，正在又一次变得时髦”（ 犅犲犾犾 ， １９６０ ： １４３ ）。贝尔的这一立场，
其实有具体的针对性，它代表了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受到马克思主义
深刻影响的那一代美国知识分子在二战之后对苏联体制和“斯大林主
义”的反思和决裂：“激进运动的陈旧政治观念已经失去了活力，它再也
无法在知识分子中唤起忠诚或热情了”（贝尔， １９９２ ： ８８ ）。但是，米尔斯
所不能同意的是，左派理想的这一幻灭就必然意味着放弃追求另一种
替代性的可能。换句话说，米尔斯与贝尔的分歧涉及到一个更加根本
的问题，即如何界定知识分子自身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米尔
斯和贝尔都是“纽约文人”群体中的成员， １９５２ 年，该群体依托的核心
刊物《党人评论》杂志组织了一场主题为“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的
书面研讨会，该讨论会聚焦于“知识分子对美国及其制度的态度是否在
改变”、“知识分子是否必须适应大众文化”、“异议传统在当下是否还能
像过去一样强大”等多项议题（ 犕犻犾犾狊 ， ２００８犪 ： ３７ ）。在这场讨论中，大部
分“纽约文人”群体的成员（包括贝尔）都认可美国本身正在成为一种文
化典范，而知识分子也摆脱了异化的命运，正在向往成为美国生活的一
部分（参见叶红、秦海花， ２０１３ ： ２３ ；严志军， ２０１３ ： ２０６－２０７ ）。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贝尔提出“意识形态的终结”，即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激进理想
和社会革命立场之后，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
元政治概念”（贝尔， １９９２ ： ３ ）。这恰恰是米尔斯所不能同意的，他与“纽
约文人”圈中的另一个少数派欧文·豪的看法一致，认为知识分子由于
逐渐进入体制或学院之中，失去了批判的勇气甚至是政治上的判断力，
一个“服从的年代”（ 狋犺犲犪 犵 犲狅犳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 狔 ）正在到来（ 犕犻犾犾狊 ， ２００８犪 ： ３９－
４１ ； 犕犻犾犾狊 ， ２０００ ： １８２ ； 犎狅狑犲 ， １９５４ ）。事实上，这场讨论标志着纽约文人
圈内部的分裂，米尔斯将那些放弃了批判理想，拥抱意识形态终结的知
识分子称为“老左派”，而他自己则开始呼唤没有历史包袱的、生气勃勃
的“新左派”的到来（ 犕犻犾犾狊 ， １９６０犫 ）。
（二）米尔斯 狏狊． 帕森斯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攻击，大概
是这个学科最广为人知的学术批评之一。但事实上，在米尔斯早年的
知识社会学论文中曾多次援引帕森斯，尤其是其 １９３７ 年出版的《社会
行动的结构》（帕森斯， ２００３ ）一书。在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反对以芝
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上一代美国社会学的狭隘经验主义和社会问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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