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4 - 《社会》2016年第6期

以“匠人精神”，写“社会学的诗”

思，他将马克思的商品生产中的异化改造为韦伯的科层制组织中的异
化，因此他才更强调二战以来在美国逐渐涌现的军工复合体这一庞大
的、“不负责任的”官僚组织，以及在背后掌控这一组织的权力精英。
其实，帕森斯并非不曾忧虑于美国的军事化倾向和政府权力的扩
张，但帕森斯认为这只是战争年代的特殊情况，是一种暂时的“功能”需
要。帕森斯指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变迁，
工业社会的不断成长，不仅包括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还包括社会设置
（即政治系统和阶级结构）的变动（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２００４ ： １３８ ）。而工业化同时
也产生了两组问题：控制经济过程本身和处理工业化的社会影响的问
题（帕森斯， １９８８ ： １８７ ），以及美国在世界体系中权力和责任的增强所带
来的隐患。这两个过程，一个是外部压力，一个是内部张力，共同导致
了政府以及政治权力在 社会 中的 相对 重要性 的增 强（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２００４ ：
１３８ ）。这与米尔斯对于权力精英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揭示其
实是一致的。不过，尽管如此，帕森斯还是乐观地认为，罗斯福的新政
是这一趋势的转折点。在新政中，政府通过“引进有利于劳工的社会安
全和社会立法干预的国家系统”来应对工业化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
而美国的实业集团已经适应了这一新的情境（帕森斯， １９８８ ： １８８ ）。德
国的情况恰恰与美国相反，在德国是新的经济摧毁了旧的政治系统，而
不是新的政治系统干预经济生活的传统方式（帕森斯， １９８８ ： １９９ ）。帕
森斯认为，米尔斯与他的区别在于，后者“并不将新政视为代表美国社
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而仅仅是雨过地皮湿般地短暂干扰了权力精英
的崛起以 及 其 中 的 商 业 精 英 先 遣 队 的 主 宰”（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２００４ ： １３６－
１３７ ）。因此米尔斯才会在《权力精英》中写到，经济精英正在将新政时
期设立的机构控制和据为己用，虽然他们最初是非常反对这些机构的。
帕森斯与米尔斯关于美国问题的实质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帕森斯认为，从历史上看，美国社会整合的重心并不在于政治系统，而
是在于其“社会”的面向（帕森斯， １９８８ ： １８７ ）。例如，帕森斯指出米尔斯
忽视了法律职业共同体对于社会整合的意义。帕森斯列举了联邦最高
法院处理种族隔离事件以及在麦卡锡主义之后重申公民解放的事实
（ 犘犪狉狊狅狀狊 ， ２００４ ： １３６－１４５ ）。而米尔斯则认为，随着产权体系的改变以
及经济权力的日益垄断化，律师已经从旧时的政治英雄和公共利益的
捍卫者沦为大财团和特定部门利益的看门人。在《白领》一书中，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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