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41 - 《社会》2016年第6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６

为美国价值体系根基的新教价值观发生了冲突。“美国资本主义已经
失去它传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原来建立在视工作为神圣事业的新
教观念上（而现在工作是为了消费），并依赖从中滋生出来的一种道德
化报偿体系。”也就是说，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转型导致传统资产阶级
价值体系的崩溃，其在经验上的表现即是在美国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
代表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小城镇生活方式，被城市化和大众消费所
终结。贝尔认为这是文化矛盾产生的根源（贝尔， １９９２ ： １０２ ）。
事实上，贝尔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也与米尔斯在《白领》一
书中对“老中产”的式微的分析相契合（米尔斯， ２００６ ）。不同之处在于，
贝尔最终将焦点放在“文化”上。例如，他虽然提出意识形态终结了，但
他同样不忘指出，“虽然政治上的激进意志已经烟消云散，但激进意志
本身———与社会势不两立的姿态———却在文化领域借助文化批评而得
以维持”（贝尔， １９９２ ： ９２ ）。在贝尔（ １９９２ ： ８８ ）看来，“五十年代的激进主
义是借助了文化，而不是政治，才得以延续了自身使命”。更进一步地，
他指出，激进主义的文化逐渐走向一个极端，即受到反理性和反智情绪
的深刻影响，且过于强调美学体验，而这种现代主义的文化与社会结构
（表现为受理性原则支配的技术 － 经济体系）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断
裂（贝尔， １９９２ ： ８３ ）。这正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另一个面向。在此基
础上，贝尔（ １９９２ ： １３２ ）认为，“现代主义，文化大众所表现出的种种乏味
形式的制度化，以及市场体系所促成的生活方式———享乐主义，这三者
的相互影响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当贝尔聚焦于文化的时候，社会革命／政治实践的问题其实就被消
解了。然而，在米尔斯的笔下，文化，或所谓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一定是
与社会运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他们两人在对待“大众社会”
问题上的分歧所在。贝尔明确反对“大众社会”的提法，《意识形态的终
结》开篇第一章即是对大众社会理论的批评，而对米尔斯来说，“大众社
会”则是其社会分析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贝尔看来，如果说过去四十
年的经验可以得出什么教训的话，正是这四十年的经验塑造了“意识形
态的终结”，他并不认为意识形态的终结假定一切社会矛盾均已结束
（贝尔， １９９２ ： ８８ ），而只是说那些试图改变社会结构的狂暴社会运动，不
再具有合法性，因为暴力手段终将玷污社会主义、人文主义和人的尊
严，而他对大众社会的担心即在于，“欠发达的社会运动，没有任何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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