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0 - 《社会》2016年第5期

“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观念的歧异，不仅有史实依据，而且更显高屋建瓴。问题是，这种技术
性与政治性是否互相截然排斥，不能共存于一书之中？
技术性与政治性的矛盾也出现在农家研究中。吕思勉（ ２００７ ： １７ ）
就曾讨论过，许行所言乃农政，非农业。李悝、商鞅亦皆重农教战之谈，
罕及耕耘树艺 之 事。因 有 谓 九流 中 之 农 家，实 言 农 政，非 言 农 学 者。
“予谓农家者流诚多注意农政，然论种植之法者亦必有之。《管子》之
《地员》，《吕览》之《任地》、《辩土》、《审时》，即论及耕种之道。始皇燔诗
书百家语，不去种树之书，盖此类也，惜其语不易解耳。”这仍然是将农
家之技术性与政治性断为两截。如何使二者一以贯之？由于书缺有
间，我们可以尝试为农家理想国提供一个与魏特夫（ １９８９ ）相反的治水
说来贯通农家的技术性与政治性。与魏特夫相同，我们也从治水的必
要性与艰巨性出发，也同样承认因此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动员全部人力
物力。但是，与魏特夫不同，农家动员全部人力物力的方式不是走向权
力集中，并形成专制国家。农家的动员方式是确立“耕而食”的原则，即
每一个人只有自己动手耕种，才能获得食物。为了确保“耕而食”的原
则被全面彻底地贯彻到每一个人，农家首先要求君主必须做出表率，全
身心地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君主的“身自耕”也因此得以集农家的技
术性与政治性于一体。这也是农家只能要求“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却
无法最终取消君位的原因。由此，农家型治水社会不是趋向使一人肆
于万民之上的专制主义，而是达致君民并耕的平等社会。
既然商君不认同农家的“君臣并耕”，那么农家的技术性与政治性
如何在法家内得到整合呢？
就今存《商君书》而言，对此问题最为重要的文献是《开塞篇》如下
一节：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
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
民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
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
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为务。而贤者以相出
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
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
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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