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223 - 《社会》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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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归秦”（司马迁， ２０１３ ： ２６９７ 、 ２６９９ ）。对内诚信，对外欺诈，亦即对外
的情感和行为方式与对内相反。正是在这种内外有别的爱恨情仇中，
法家得以实现技术性与政治性的整合：民众对内为母子之爱，于是耕以
养；对外为仇雠之恨，于是战以杀。甚至在商君学派的著作上，我们也
可看到这一对称性：《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二《诸子略》法家类有《商
君》二十九篇，即公认包含商鞅自著的商君学派著作汇编《商君书》；农
家类有为李悝、商鞅所说之《神农》二十篇；《兵书略》兵权谋类有《公孙
鞅》二十七篇，即商君学派的军事著作，其中也可能有商鞅自著（班固，
１９６２ ，第六册： １７３５ 、 １７４２ 、 １７５７ ）。
在以对内之情整合了农家的技术性与政治性之后，商君后学还进
而整合内外，使民众成为法家所需要的耕战之民。《商君书·慎法》曰：
“ 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内；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
屈于内，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且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其民之欲为之，非如学之，所以避害。故
吾教令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境内之民，莫不先务
耕战，而后得其所乐。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强。能行二者于境内，则霸
王之道毕矣”（蒋礼鸿， １９８６ ： １３８－１３９ ）。事实上，也只有在内外之别的
架构中，才有可能在法家体系内整合农家的技术性与政治性。梁启超
（ １９３６ ： １－２ ）倡言，中国“政治思想有大特色三，曰世界主义，曰平民主
义或民本主义，曰社会主义”。与欧洲相较，“欧洲自十四五世纪以来，
国家主义，萌茁发展，直至今次世界大战前后，遂臻全盛。彼所谓国家
主义者何物耶？欧洲国家，以古代的市府及中世纪的堡聚为其雏型，一
切政治论，皆孕育于此种市府式或堡聚式的组织之下。此种组织，以向
内团结向外对抗为根本精神，其极也遂至以仇嫉外人为奖励爱国冲动
之唯一手段。国家主义之苗，常利用人类交相妒恶之感情以灌溉之，而
日趋蕃硕，故愈发达而现代社会杌陧不安之象乃愈著。中国人则自有
其文化以来，始终未尝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
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
段。政治之为物，绝不认为专为全人类中某一区域某一部分人之利益
而存在。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团结，亦不甚感其必
要”。然就法家而言，其区分内外，以构造国家，从事耕战，正是国家主
义之形式。商鞅变法之后，“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司马迁， ２０１３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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