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70 - 《社会》2016年第5期

市场转型、教育分流与中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 １９７７－２００８ ）

者是否参加课外补习班来测量其是否经历了市场转型。为此，本文选
择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分别以被访者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年份是否
在 １９９２ 年之前来测量其在升学之前经历市场转型与否。经历者为 １ ，
否则为 ０ 。
（ ３ ）入学前户籍。相比于居住地，城乡身份可以更好地反应中国社
会的二元结构特征（应星、刘云杉， ２０１５ ）。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详细询问了被访
者的户籍信息，包括直辖市城区户口、省会城市城区户口、地级市城区
户口、县级市城区户口、集镇或自理粮户口、农村户口和军籍。由于军
人升学较为特殊，本文直接将其剔除，同时将所有城区户口与集镇户口
合并为城镇户口。对于农转非的样本，由于很多被访者是在升学之后
获得，本文依次进行了处理，如果是在教育进阶后获得，本文将其还原
为农村户口。城镇户籍为 １ ，农村户籍为 ０ 。
３． 控制变量
（ １ ）父亲职业地位。本文使用 １４ 岁时被访者父亲职业地位来测量
家庭经济地位（吴愈晓， ２０１３犪 ， ２０１３犫 ）。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使用“ １９８８ 年国际
标准职业分类代码”（ 犐犛犆犗８８ ）测量父亲职业地位。为便于量化分析，
本文将其转换为“标准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犐犛犈犐 ）（刘精明，
２００６ ），并将父亲职业为军人者剔除。
（ ２ ）父亲受教育程度。 犆犌犛犛２００８ 询问了被访者父亲的最高教育
文凭。为便于量化分析，本文以父亲受教育年数来替代最高文凭，以期
控制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
（ ３ ）历年招生数。本文使用不同教育阶段的历年招生数来控制教
育扩张的影响。利用中国知网“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的数据，本文收集了各教育阶段的历年
招生人数，并根据相应升学年份，对所有被访者进行了匹配。 ４
（ ４ ）民族。不同民族在高等教育机会分布中拥有不同的录取政策。
汉族为 １ ，少数民族为 ０ 。
（ ５ ）性别。性别是影响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男性为 １ ，女性为 ０ 。
表 １ 是对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４． 大学阶段招生数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表格 １－６８ ，初中和高中阶段招生数来
自中国知网“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由于两数据库数据均来自对历年国家统计
年鉴的汇总，因此，可以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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