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9 - 《社会》2016年第5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５

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层政权则阻碍了善政深入乡村社区，引发农
民不满（张静， ２００７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正式权力制度
与农村基层社区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张力。一些证据表明，前者在某些
情况下确实能够通过基层代理人有力地将触手伸入后者；另一些研究
则提醒我们，不应过分简单地将国家正式治理结构视为单一的理性行
为体，基层治理机构及其成员所具有的本位利益、自由意志与裁量空间
很可能会影响乃至削弱政令下达的效率与效果。
我们认为，以上两种观点虽然看似针锋相对，但或许都有助于人们
更好地认 识 与 理 解 中 国 农 村 基 层 的 实 际 治 理 结 构。我 们 同 意 塞 奇
（ ２００６ ）的洞见，认为难以通过单一模型全面而准确地刻画出中国地方
政府的本质。因此，理解学术界针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结构既有讨论
的关键不在于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于利用实证资料更为精准细
致地勾勒出上级政令在基层下达与执行的实际情况，并分析和解释导
致上述情况在不同条件下呈现不同面目的根本原因。对此，一些学者
已经从两个方面做出具有启示意义的探索。
首先，许多试图刻画当今中国基层治理结构的理论模型都已经注
意到，在不同领域之间，上级控制力与基层自主性可能存在显著的差
异。“中国特色财政联邦主义”（ 犙犻犪狀犪狀犱犠犲犻狀 犵 犪狊狋 ， １９９７ ）、“分散的威
，
权主义”（ 犔犻犲犫犲狉狋犺犪犾 ， １９９２ ； 犔犪狀犱狉 狔２００８ ； 犕犲狉狋犺犪 ， ２００９ ）、“锦标赛体制”
（ 周黎安，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７ ；周飞舟， ２００９ ）和“行政发包制”（周黎安， ２０１４ ）等
富有影响力的模型都在某种程度上主张，上级党政机关在牢牢掌握意
识形态与组织人事等方面控制权的同时，常会在经济和其他一些领域
给予下级机构和干部相对充足的自主决策权力和空间。
同时，许多研究者通过剖析案例发现，囿于自身利益和资源精力，
下级机构和基层干部常会有选择地执行上级政令。具体来说，那些比
较容易被量化考核的政令，即便不受群众欢迎，也更可能被坚决执行
（ 犗 ’ 犅狉犻犲狀犪狀犱犔犻 ， １９９９ ），至少会被精心应付（艾云， ２０１１ ；杨爱平、余雁
鸿， ２０１２ ），而其他政令则往往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在一些情况下，基层
治理结构的 上 下 级 之 间 甚 至 可 能 “共 谋”应 付 共 同 的 上 级 （周 雪 光，
２００８ ）。
以上成果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今中国农村的基层治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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