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1 - 《社会》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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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同时也决定了王观澜不会只借助一个
空壳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概念去解决当时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
也不可能满足于仅仅是将阶级划分局限于理论的讨论层面。所以，他
必然要到乡村社会中去寻找“答案”。由此，才会有依据叶坪乡的查田
运动试点经验所写成的《怎》一文。这其中对各个阶级成分的界定虽然
已经不再如空洞而抽象的“剥削关系”那么简单， ２７ 但其基础逻辑依然
是试图将整个量化标准界定得更为精细以利操作。正是怀着这种针对
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强烈的济世情怀的实用主义倾向，我们才能去理解
在《怎》这篇文章之后不断的调整和改进———当这些阶级成分的界定与
现实的遭遇出现冲突与张力之时，王观澜必然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但
是，这样一种越发精细化的调整本身，又因为王观澜本人对乡村农业生
产的陌生而愈发与现实产生张力。 ２８ 同时，这些调整和补充，并不触及
阶级成分区分的根本原则，也不涉及对基于苏联社会历史状况而产生
的阶级概念及其背后理论的质疑与反思。王观澜所做的，只是尽可能
地将阶级成分界定得更为“细致”，在这个意义上，王观澜作为“计划管
理”干部的特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不能算”的阶级：“地富”的反攻与斗争的延续
这样一种将量化标准不断进一步细化的方式带来了另一个棘手的
问题：既然是“算阶级”，既然是如此复杂的阶级成分内涵，那么，就需要
一个个具体的干部来将这些复杂的标准真正在乡村社会中予以落实与
实践，显然，不具备一定文化知识水平的普通农民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
任务，这一困扰给革命实践带来了更为现实的问题。
１９３４ 年 ３ 月 １４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的第一号训令，即
《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的问题》，明确写道：
上届人民委员会为了纠正过去查田中一些过“左”的倾
向，发表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显然是正确
的。但在决定发表后，各地查田运动中又发生了许多严重的
２７． 例如在分析剥削方式上，“管公堂”也被看作是重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地主、富农之间的
区分，则在于自己本人是否劳动以及“剥削”所获得收入在其生活来源中所占的位置。这些都
是明显区别于苏联原生的阶级概念。
２８． 但是正如我们前文已经提到，王观澜本身是一个出自小城镇的刻字匠人家庭，他本人对
农村生活与农业生产并非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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