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70 - 《社会》2016年第4期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在此，我们再回到前文所述王观澜本人对于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
这一思想倾向以及其计划管理干部的特质，就会对他尝试将标准制定
得更为细致精确以解决土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这一系列作为有更深切
的理解：
其一，王观澜接受了共产国际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对阶级概念的基
本界定。例如，在《怎》文中对“富农”成分的界定，尽管相较之前有了更
为细化的规定，但是这一界定的核心仍依循着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苏区中央局
第九号通告《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基本精神，即依照“剥削关系”
而非财产多寡来确定阶级成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
经济史组， １９８１ ： ４９８ ）。这份文件大体上可以推断是依据当时共产国际
的相关文件而制定的。 ２４ 但是考虑到王观澜本人出于理论的实用主义
倾向，或许他并不会去追索依据“剥削关系”为主来界定阶级成分的深
层原因，也不会探究当时的苏俄自身是基于怎样的历史状况而提出“反
对富农”政策的， ２５ 进一步说，甚至都并不明了当时苏联本身语境下的
“富农”的具体所指。 ２６ 由此，也就放弃了从根本上对“权威理论”的质疑
而只是在技术上做出修正。这些阶级概念在其引入中国革命并且直接
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时候，只是保留了“剥削关系”这一核心要素，而抛弃
了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情境。

２４． 从 １９３０ 年 ７ 月开始，共产国际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文件，这些共产国际的决
议文件认定当时的中国革命浪潮处于新的高涨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投降
派成为了主要任务，而具体到土地革命而言，反富农也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共产国际的这一
系列文件正是通过王明、博古等人引入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的。从 １９３０ 年 １１ 月底开始，王
明写作了《两条路线底斗争》一文，将过去苏区的土地政策归结为“富农路线”的错误，而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与 ８ 月苏区中央局所作的两份反富农决议，贯彻的也是这一共产国际的基本精神。
２５． 随着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开展，苏共开始强调实行“进攻富农”的基本政策。例如在 １９２８
年底的土地法令中就提出剥夺富农村社大会上的表决权与被选举权，而在 １９２９ 年 ６ 月通过
的联共（布）中央《关于组建农业合作社的决议》中，则明确提出剥夺富农在村社大会上的表决
权与被选举权。到了 １９２９ 年底、 １９３０ 年初，当时的苏联开始了全盘集体化运动。在此背景
下，斯大林在 １９２９ 公开提出了“消灭富农”的口号，强调要从过去限制富农剥削趋向的政策过
渡到消灭富农的政策（沈志华， １９９５ ）。
２６． 沈志华对苏联富农的研究表明，在苏联本身的革命进程中，“富农”这一概念本身就模糊
而充满争议，并且随着整体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最初，富农更多地指涉的是
在苏联社会中以落后的经营形式和重利盘剥相联系的企业主、收购商和高利贷者，而随着苏
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这时候的富农概念明显扩充，而指代表农村资产关系（生产、商业、借贷
等方面）的农民（沈志华， １９９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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