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7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六、算账派之惑：算不清与不能算

在上文中，我们已经勾勒了以王观澜为代表的“算账派”的如下思
想倾向与精神气质：一方面，他们坚信马列主义可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
际问题而对苏俄的革命理论抱有强烈的学习诉求；另一方面，他们又对
理论持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使得他们在面对理
论与实践之间的张力时会自动放弃对运用所谓权威理论的反思与检
讨。与此同时，这样一群在“五四”以来“到民间去”的社会思潮下成长
起来的革命者，本身就有着浓厚的自治取向而无法忍受权威的压迫与
思想管控，这些都已经在早期旅苏学生的一次次冲突与矛盾得到了充
分的表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在于，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精神气质以及
王观澜本人所具有的“计划管理”干部的理性特征，又同其在土地革命
中的具体实践以及实践中遇到的张力与问题有何关联呢？在对这一问
题予以回答之前，我们首先对“算账派”的革命实践做一简要回顾。
（一）算不清的阶级：清晰的标准与模糊的成分
在文章开头我们已经提到，王观澜在 １９３３ 年 ７ 月份，曾经专门给瑞
金黄柏区苏维埃政府写过一封信，并在信中逐一分析当地苏维埃政府在
划分阶级成分中的错误。从其具体例证来看，王观澜判断阶级成分划分
正确与否的依据，实际上与《怎》中的标准相吻合。例如，在分析黄柏区
苏错划萧序皎一家的阶级成分时，王观澜详细例举了萧家的经济状况：
全家 ４ 人，本人附带劳动（本人革命时杀了）。自己有田
６２ 担，请长工耕 ３８ 担（请长工 ２ 代，到革命时止）。出租田 ２４
担（ ３６ 年）。木梓田 ３ 块。每年出木梓 ４０ 担。放债 ２１０ 毛。
管公堂 ２ 个，这 ２ 个公堂每年收谷 ２０ 担。收了 ３５ 年，过去曾
压迫人。（王观澜， １９３３犪 ）
王观澜如此判定阶级成分的依据主要在于，这家人有一部分土地
出租，同时又请长工耕种一部分土地，其家庭收入几乎全靠剥削为生。
但更为重要的在于：
不同的是本人附带劳动。但只是附带劳动，仍然应该决定是
地主，你们决定富农是不对的。因为富农是实际参加土地生产者，
只是附带有点轻微劳动的仍然不能说是富农。（王观澜， １９３３犪 ）
王观澜对于阶级成分的判定，基本上与《怎》文中的具体界定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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