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63 - 《社会》2016年第4期

社会· ２０１６ · ４

参加杭州学生会工作大约只有两个月，从六月初起，直到
八月底离杭赴京去考大学为止。这一段工作对我的思想与生
活却发生了很多的影响。简单地说，它使我脱离了胡适之而
走向了陈独秀。这两个月间没有读什么书，整天忙的是工作，
然所得益，套句现成的话说，真是“胜读十年书”。大时代中炽
烈的大斗争，象只巨大的熔炉一样，把投入者身上一切不合适
的思想和感情于俄顷间焚化了，同时将你含有的（如果有的
话）某些较好的东西提炼了出来。（王凡西， １９８０ ： １１ ）
这样一种对理论的“实用主义”倾向作为一种当时普遍的思想倾
向，影响着整个留苏学生群体。王观澜在回忆当时旅苏学生要求改选
支部局的具体原因时，就明确提到：
支部局已经到了早就应该改选的时候了。当时掌握支部
局大权的，主要是一些翻译，如王明、秦邦宪等。他们都是大
革命失败前去的，就是说，他们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去的。
我们却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才去的，做过一个时期地下工作，经
过了严重的白色恐怖的考验，吃了许多苦头。我们认为，翻译
们虽然懂俄文，但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不懂，又没有经过斗争的
考验，而支部局在学校影响很大，举足轻重，所以我们对这些人
一般都是另眼看待，不大尊重。（王观澜， １９９４犫 ： ２８８ ）
在此，笔者无意从个人恩怨抑或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当时发生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斗争。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非常明确
地看到，当时包括王观澜在内的旅苏学生非常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他
们对于当时掌握支部局权力的王明、博古等人的批评与诟病，也主要在
于这些“翻译”并没有经历过国内残酷革命斗争的实践洗礼。
需要注意的是， １９２９ 年的反支部局斗争并非旅苏中国学生内有关理论
与实践问题的第一次争论。在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及，在 １９２６ 年有关当时
旅莫支部权限的斗争的一个导火索便是有关理论学习的争论。值得玩味
之处在于，在旅莫支部被撤销之后，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允许甚至鼓励中
国学生学习理论。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当时很多旅苏学生依然存在着很多
不满，甚至对于亲自给中国学生授课的米夫 ，同样流露出不满的态度：
最初他给我们以新鲜感，对他怀有应有的敬意，可是过不
多久，他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他对于一般的知识和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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